當代基督徒的行動與信念雜誌
思想文化/社會評論/弱勢關懷/文學藝術


 
136期曠野雜誌
2005年8月出刊
曠野136期2005年8月出刊/精采內容摘錄

曠野136期目錄

號角/在布拉格聽《我的祖國》

曠野論壇/復和作為教會之使命

筆的見證/喬叟《坎特伯利故事集》的人物與故事

誰來關心/以信仰照亮藍色生命

曠野藝文/才華洋溢的音樂家——聖賞
     芬芳的菁寮天主堂

曠野書香/潘霍華是誰

>>號角

在布拉格聽《我的祖國》

蘇南洲

  來到布拉格市民會館聆聽史麥塔納的《我的祖國》是很特別的感受 。那是一個忽飄雨忽淡晴的五月天向晚,走進在新舊城區交界處的火藥塔樓所守護下的史麥塔納廳( Smetanova Sin),在新藝術大師慕赫(Alfons Mucha)的窗畫天光中,滿座的遊客正以朝聖般的心情等待著天籟的浸洗。

  布拉格交響樂團一上場,就由長笛及撥弦直接端出史麥塔納的《我的祖國》第二樂章〈莫爾島河〉,這真是一段優雅內斂又活力堅韌的絕美樂曲,正如捷克民族的生命史一般,而這莫爾島河( River Moldau)正是布拉格護城的伏爾塔河(V l tava River)的捷克名字,也是捷克心靈的源頭。曲末則以定音鼓敲出如河水般地不斷湧拍著查理大橋 ( Karluv Most ) 下聖約翰( St. John Nepomuk , 1354-1393 )湍灘,令人縈迴心頭。想是不願驚嚇上千滿座仰慕的歐亞朝聖者,樂團並未將《我的祖國》最後樂章〈布藍尼克山〉演出,不然樂曲中所描敘的勇敢捍衛宗教自由與反抗外來政權統治的「胡斯派」( Hussite)死士,如果從長眠六百年的布蘭尼克山中跳出來,可是見不得剛剛稍得自主的捷克人民在新歐盟共同體下受盡委屈的窘境,那豈不賓主兩難、場面不堪了。

  想到台灣人的祖國,那卻是很難說得清楚的,眼下即有一例可以略見端倪。今年八月正是抗戰/終戰滿六十年,長久以來在中國本位的政治文化法統中,無論是圖像或文字的新舊論述,在此時此地的台灣社會中,卻顯得格外敏感而不自在;而新近逐漸抬頭的台灣本位政治文化論述,又因扁執政困局未破,也很難洪聲暢言。在六十年前的那場浩劫中,當時曾參戰的人如今也都年屆八旬,陳年又悲慘的往事,照理說是不必特別再談了,只是在特殊的教育及文化影響下,如今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青壯年,多少還是得承襲島內六分之一的所謂「外省人」,及六分之五的所謂「本省人」及「客家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對立情結,再加上半世紀的戒嚴體制餘續,還是十分沉重地背負在身上,也不知如今台灣人不論本省、外省、客家及原住民的「祖國」應該是如何一番面貌,可真如《我的祖國》樂章中所奏出的好山好水、有森林有溪流的美麗世界?

  曾經問過一個初次見面的宣教士:「 Where are you from?」他的答覆是:「我的父親來自蘇格蘭,母親來自瑞典,我出生在賓州,在加州念大學,現在住在新竹……。」他是一個沒有博大精深又歷史悠久文化遺產的美國人,開朗又自信,也無所謂《我的祖國》是什麼碗糕。

  在這統獨難料、經濟難拼,對外仰人鼻息、對內風波不斷的台灣政治處境中,要想釐清可能根本無法釐清也不讓人釐清的所謂「祖國」,實在是既無出路又無退路,真不知該如何?想起大學時常在系館熬夜趕圖,直到力盡心竭時,還要穿越一段相當長的黑相思林才能得以回到住處一臥。每每正是也無星光也無月的未央夜,但不知前面黑影究竟是樹枝還是蛇,只好仰天尋著樹稍間隙墨色較淡的縫線方位踏去,那可真是上天所賜「不絕人」之路。

  深盼吾土吾民早日尋得天賜「不絕人」之路,或打造或修剪出一個適合吾土吾民身量的「祖國」新衣裳,不要讓後世子孫穿得太難過才是;到時候我們也可以倘佯在朗朗乾坤下的青草地或溪水畔,用潮湧般的樂音回奏出有如新天新地新世界的美好樂章來。

>>曠野論壇

復和作為教會之使命

胡志偉

  在國際政治關係中,不同形式的「破壞性衝突」( destructive conflicts)正不斷升溫。九一一之後,英國近期連串炸彈事件、埃及恐怖襲擊等,正表明當今政治、經濟與族群之間矛盾和仇恨在惡化。當暴力合理化為某些長期受欺壓群體的訴求,兩極化的「非友即敵」、「你死我活」似乎更為可行了!

  今年六月底,〈城市心〉主辦「和諧香港•在我心」研討會,筆者應邀分享華人教會如何作社會的鹽和光。教會要成為世上的鹽(太五 13),而非作消費市場容易入口的蜜糖。鹽放在食品中,起著調和的作用,而鹽的防腐作用,更是其重大功能之一。因此,教會要有「鹹」味,就是要走進破碎分裂的世界,體現三一神的整全和好使命。

真相與復和

  筆者去年九月出席由〈洛桑運動〉主辦的「世界福音論壇」,其中一個關注的課題即是:「復和作為神的使命」( reconciliation as the mission of God),研討的結果則成文發布於網站上,網址如下:www.reconciliationnetwork.com 。〈復和作為神的使命〉明確宣稱:「復和是上帝的主動,透過基督叫世人與神和好(西一20),從而使破碎的世界回復至神的心意:人與神之間,人民與人民之間,人與受造的大地之間。」教會參與在其中,就是信徒生命轉化,成為與人和睦的大使。

  華人教會談及「復和」,易犯的毛病就是「漠視真相」而一廂情願的和好心態,此種不分好歹、不講公義的「謝罪悔改、接納和好」模式在台港之間頗為流行。在這些圈子裡,復和的屬靈論述就簡單化與一律化為:「我有虧欠,你也有過失,彼此認罪,和好合一」。復和不是要忘卻過往,其中「命名」( naming)與「記念」罪行均是重要。那些聲稱「不做追究」、要向前看、要寬恕體諒的論述,根本就是逃避痛苦的廉價恩典。

  按著聖經真理的「復和」,就是要發掘真相的歷程,受害者(或群體)不迴避痛苦的過往,分辨出誰(或哪群人)為加害者,探究背後的因由,才能為有關罪行做出「命名」。

  南非的「復和」經驗,值得華人社群借鏡。〈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於一九九六年成立,委員共十七人,用了兩年搜集受害者的證供,為的是使加害者悔悟後,予以免責,同時對受害者予以賠償和復權。復和的精神,不是「忘掉過往,主動寬恕」,用意不是懲罰或復仇,乃是促進族群之間的和解。正如〈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杜圖主教所說:「不釐清過去的真相,不能進入新時代,惟有這樣才能建立新的社會,閉口不談過去的罪過,不能達成真正的和解。」

教會的社會責任

  《往事並不如煙》作者章詒和女士於《亞洲週刊》訪問中說得好 :「即使我很苦,但這個民族的苦遠比我多得多。因此每個人都應該寫,不是只由偉人寫、名人寫、要人寫,普通人都要寫。我們的整個歷史是由普通人組合起來的。這樣我們的文化才能傳承下去,弘揚開來。我們這個社會是屬於普通人的,不只是名人、要人和權貴們的。」復和始於每位普通人的真實故事,而教會的角色,就是提供與保障受害者「發言」的空間,伸張公義。

  〈復和作為神的使命〉指出若干錯謬的意識形態使教會選擇逃避,從而活出「殘缺的福音」:二元論神學是其中之一,使教會人士把一切社會問題「泛邪靈化」,宣講的仍是個人福祉為首要;另一為「唯我中心論」,只突顯對某族群、性別、語言、文化為絕對的效忠,忘記了耶穌教導我們也要愛仇敵(太五 44)。個人主義盛行於教會之內,加上不少堂會只顧追求數目的增長,就促使教會沒有忠信地履行「使人和好」的使命,或把此使命矮化為「只求個人心靈與神和好」的商品。

  面對敵對的政治生態,教會也不能選擇做出「沈默的中立」,不敢向權勢說出令人不悅的真理。對台灣教會而言,二二八事件是一項挑戰;而香港教會就是要尋求「六四」的真相,從而促進和解。

  今年為中華民族抗戰勝利六十年,近期兩岸華人與日本政府之間,因著歷史教科書篡改、政府官員參拜靖國神社、釣魚臺島主權爭端等,關係異常惡劣,爆發反日示威。然而教會在其中,應超越這些仇恨情緒;〈香港教會更新運動〉與本地日本教會合作,於八月中舉行「和好祈禱會」,就是向世人見證不同民族與社群在福音中實踐出來。

  復和不是一條易走之路,拉丁美洲神學家派狄拉( C. Rene Padilla)力陳:「公義是和平出現的必須條件:沒有公義,便沒有和好!」華人教會要承認復和乃是二十一世紀福音與使命內不可分割的部分,教會參與其中,要付上代價,走上此漫漫長路。不少歷史的不公義事件,要經過一段年日才得以平反。教會人士謙卑承認,我們確實有意地逃避,不肯承擔,怕開罪別人。我們要有勇氣走出那些使我們與別人分隔的障礙,學習聆聽,尊重異見,促進對話。本於從神而來的盼望,教會在任何處境中不住地宣講與活出「使人和好」的福音!

(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

>>筆的見證

喬叟《坎特伯利》故事集的人物與故事

蔡梅曦

  人踏上「旅途」,或謀求生計,或負笈留學,或尋幽探勝,去去煙波千里,有時如入塞北,愈走愈荒涼;有時迎著陽光與希望,萬紫千紅,一片生機。古今中外文學史上,希臘羅馬史詩、莎翁戲劇、騎士傳奇或小說,旅途為想像力馳騁的形象,追求人生真實與意義的象徵。聖經文學中,中世紀英國文豪史本塞( Edmund Spenser, 1552-99 )的寓意長詩《仙后》( The Fairie Queene , 1596 ),或十九世紀英國浪漫詩人柯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 )的長敘事詩《古舟子之歌》(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 1797 ),故事中的主人翁分別體現探索真理、自我發現的人生事實。今就喬叟《坎特伯利故事集》 ( The Canterbury Tales ) 為題,與讀者加入朝聖客之行列,由其人物素描或語言情釆,學習信仰人生的昭示,並收賞心悅性之妙趣。

喬叟生平

  「英國詩歌之父」喬叟( 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 )出生於富裕的市民階層,祖父與父親都作過富商,與皇家有往來。他自六歲在宮廷中作「見習騎士」,在老國王愛德華三世的周圍打理房間、提拿蠟燭,午晚間陪伴宮中貴族彈琴歌唱,答問有關國王的行事曆、政策,薪俸一天七分半,折合一年約一千英磅。他十九歲參加軍隊,赴法國作戰被擄,次年父親用錢把他贖回。同年(一三六 O年 )英法議和,喬叟前往法國執行外交事務,不久又出使西班牙。三十歲結婚後,他帶著妻子一起到宮中服務,自已以外交使節身分數度拜訪義大利、荷蘭、比利時、法國。一三八六年擔任東南部肯特郡( Kent )的治安法官,同年被封為「爵士」,年底,擔任港務總督。晚年多次陷入經濟貧困,妻子於一三九七年逝世,三年後,他也離世,被榮葬於享有國家榮譽的威斯敏斯特。

  喬叟生長於戰爭與動盪的時代。當時,英法百年戰爭( 1337-1453 )斷續不定,歐洲陳舊的封建制度正在逐步解體,代替的是資本主義的興起,義大利掀起文藝復興的人文思想,空前活潑的文學藝術,佩托拉克( F. Petrarch, 1304-74 )和薄伽丘( G. Boccaccio, 1313-75 )是當時著名文學代表人物。他們的活躍文化思潮,對喬叟的思想有相當深刻的影響。

基督教文藝作品之奇葩《坎特伯利故事集》

  喬叟晚年創作的長詩《坎特伯利故事集》,寫作緣起於三十個朝聖客由英國各地一同聚集於倫敦南郊名叫南瓦克( Southwark )的塔巴得( Tabard )旅棧,準備前往肯特郡的坎特伯利,去朝拜一位被亨利二世( 1154-89 )唆使人刺殺的主教貝克特( Thomas Becket, 1119-70 )。據云,該地紀念聖所具有醫治疾病的能力,有的人因此不是為了宗教虔誠,而為了求健康前去。

  《坎特伯利故事集》收有二十四個故事,全長兩萬六千五百餘行,有以下幾個特色:

  (一)故事結構上取法義大利作家薄伽丘( 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 )以十個逃避黑死病的貴族人士而匿居鄉下,十天內每個人每天講一個故事,所匯集起來的《十日談》( Decameron )。喬叟三十個朝聖客每人往聖地的往返程途中,得各講兩個故事,合計一百二十個故事。然而,喬叟只寫成了二十二篇詩體,兩篇散文體。題材包括了騎士傳奇、中世紀教士講道詞、詼諧鬧劇、奇蹟傳說、悲劇、浪漫故事、動物寓言以及民間故事,洋灑盡致。

  (二)喬叟筆下的人物刻畫與心理的描寫多姿多采。人物包括了武士、商人、遊乞僧( Friars )、赦罪僧( Pardoners )、修道僧( Monks )、教會法庭差使( Summoners )、船手、婦女等角色,展現廣大社會經歷與人心的真相。

  (三)每一個故事大都配合講故事者的身分與性格,故事前後間插著講述者與同行者諷嘲笑鬧,俏皮地評比才藝,道出人生哲理。

  (四)語言生動,典故援引廣泛,寓教訓於寫實手法中。古典羅馬希臘的雋語格言,社會不同階層人物的經驗談,諷刺宗教世俗化、法律虛偽、官吏腐敗,同時發揚人性美德,揭示人生在信仰、道德和靈魂上積極提升之途徑。

《坎特伯利故事集》宗教人物刻畫

  故事的「楔子」,喬叟以「我」加入貴族武士、宗教僧尼教士、中產商賈勞工、學士文人、政府官員等組群行列中,盡情渲染描繪或刻骨諷刺宗教圈人士。這等人物分為三類,首先出現的女修道院長( Prioress )名薔薇女士,歌聲悅耳,法語流利,有幾隻用魯肉、牛奶或細麵包飼養的寵狗。她講究禮儀,用餐時不濺落雜屑,指頭絕不沾進杯盤內。她天生柔腸,有人離世,有人被枴杖責打,或是小老鼠被夾住,都會掉淚。她臂上別著一支飾針,刻著一句拉丁成語:「愛情無堅不破。」

  第二類僧侶人物,是一位高大的修道僧,掌理修道院外的教產,酷愛打獵和騎射,擁有成群馬匹與大灰狗。身胖頭禿,眼球過大,好比煮鍋下搖曳不定的火光。素色僧袍的袖子內是皮裘貴品,斗蓬別有金針,馬靴與馬都很闊氣。他喜愛吃整隻烤的肥天鵝肉。

  喬叟最尖銳的諷刺筆鋒,落在三個中世教廷羽翼下的代表人物:赦罪僧、遊乞僧及教會法庭差使。赦罪僧頭髮黃蠟色,每束都像老鼠尾巴,粉臉光滑,眼珠凸出,很像野兔。他從羅馬教廷帶回一大堆的贖罪券,預備賣給教徒牟利。他騎著馬唱著:「到這裡來,愛人啊,回到咱家裡來」。他自稱,大箱裹的枕頭套是聖母馬利亞用過的面紗;他經常將鑲寶石的十字架與豬骨做成的一簇小石頭,當作有行神蹟能力的聖物,在鄉下兜售,一天所掙的錢幣多於窮牧師兩個月的收入。教堂內他顯得高貴莊嚴,甜蜜地大唱奉獻詩頌,再讀經講故事,就有源源而入的銀錢收項。

  遊乞僧名字叫休伯,行為放達,一副好歌喉,手拉提琴,好宴樂,油腔滑調,曾出錢為幾個他惹禍的女子辦婚事。他有教廷頒給他的證狀,態度和藹,披肩堜騊蛘M給女士的禮物。他寧可結交酒店主人或女侍生,而不屈尊照應痲瘋患者和乞丐。他對窮寡婦畢恭畢敬問候,或是作和事佬,只為圖利。

  教會法庭差使本是木匠出身,紅臉孔,眼睛細長,眉毛周圍有鱗狀瘡疤,鬍鬚稀薄,滿臉粉剌、麻點。他嗜好洋蔥、大蒜,烈酒讓他說滿口迷糊的拉丁文,也讓藍慳鳥叫出他的名字「華爾特!華爾特!」。他與聲名狼藉的女人來往甚密,為了薄金微利就允許人娶姨妾,惡人繼續行惡。

巴斯婦人的故事

  朝聖客會集落榻第一天晚飯後,客店老闆建議來回路上每人講四個故事,題材不拘。他自費陪行當裁判,誰講的最動聽,最能文以載道,又能賞心悅性,就請在他酒店吃飯。翌晨上路,抽籤結果武士得先開講,在熙攘歡樂氣氛中邊走邊說,開始了千古傑作。以下僅介紹主張女性當家作主的巴斯婦人( Wife of Bath )動人的愛情故事。

  巴斯婦人以故事中最長的序言,談述她從十三歲開始結過五次婚,每次丈夫一離開人間,即有教徒來娶她,理由是嫁娶總比單身慾火攻心好。雖然有人勸勉女人守節不嫁,她認為天神讓人結婚,人當有自主嫁人的權利,她說她無法成為聖女,所以寧願把自己的生命獻給婚姻。她還大談自己如何掌控丈夫,使他們服貼。接著她說起故事來:

  從前在亞瑟王的宮中,有一年輕的武士虧負一位少女。國王要處死他時,王后求情,給他十二個月時間探出「女人最大的慾望是什麼」的答案,才可得饒。武士踏上征途,一路求問,所得答案不外乎愛財富、虛榮,愛玩樂,或者華麗的服飾,愛聽奉承。武士頹喪地騎馬回途中,在樹林見一醜老太婆,向她求助。老太婆說,如照她所願的事為條件,她可以提供答案。武士答應了,他倆便一道回到王宮去。

  武士對王后說,女人平生最期待的是能夠駕馭丈夫,宮中貴婦、侍女一致同意,武士就此得赦。老太婆對王后說,武士答應她要求,才獲此答案,並要武士履行約束娶她為妻。

  結婚當夜,武士輾轉難眠,無心注意身旁的老太婆。老太婆對武士講述人生道理,說武士的高貴精神,不在乎外表,而在乎內在美德。道成肉身的基督,為救贖人類而生長於貧寒平民之家,成千成百的教士、高僧、修道人,守貧寡慾而成為聖徒,進入救恩的門路。老太婆說如果她貌如天仙,諒有男人冀期接近求歡。她既老又醜,武士必因她的賢淑大得安慰。武士羞愧地供認,他無法接受她的年紀、醜相及貧寒出身的事實。

  老太婆為使武士免去痛苦,讓他做一選擇:她保持現有的老醜形貌,卻作溫柔善良的賢妻,或者她成為年輕美女,卻要面對周圍人們的貪慾。武士又陷入痛苦掙扎,決定要老太婆自主做選擇。老太婆於是宣告他可以不必為難,便可以找到既美貌又年輕賢慧的妻子。武士轉身,霍然發見妻子竟是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子,眼光充滿溫柔體貼地瞧著他。

結語

  《坎特伯利故事集》的故事世界有如萬花筒,每一轉角,即呈現嫣紫橘藍,故事中人物的眾生相,高下智愚,貴賤雅俗,總有人性共通的軟弱。最大的諷剌是,當時教廷羽翼下的歐洲大多教會,貪侈淫逸,魚肉良民,大大違反聖經教訓。使徒保羅對以弗所長老談起上主的僕人,應是凡事謙卑,立志成就從主耶穌所領受的神國福音職事(徒廿 17-24 ),一生在神與人面前,常存無虧的良心,保持著清潔的良心、無偽的信心(提前一 5 ;提後一 3 ;徒廿四 16 ),並以真誠與愛心行事為人(腓四 8-9 ),不行暗昧的事(弗四 17-19 ;五 8-12 ),不行詭詐(林後十一 3 ;約一 47 ),也不謬講神的道理。基督徒信仰上有當打的美好之仗,有當跑的得救道路,有當守的神國神義之道。任何教會教牧傳道者,應以此為鑑,方不陷入喬叟故事中赦罪僧、遊乞僧或教會法庭差使的貪婪、虛偽與羞辱。

  其次,巴斯婦人好冒險,乘風破浪,涉及很多國土,她嫁過五個丈夫,對婚姻與性愛是經驗老手。她來自中世紀歐洲紡織中心之英國巴斯,華貴衣飾裝束,自身織繡裁縫的手藝又遠超荷蘭與比利時同業競爭者。當時社會的婦女缺乏自主或經濟能力,巴斯婦人卻善於利用男人的需求,而駕馭丈夫有方,成為新女性的代言人。我們欣賞喬刻畫她能說善談、敏銳的觀察力與見識的幽默,她的個性可與舊約箴言所論的才德婦人做比較,畢竟溫良、能幹、有威儀、智慧、敬畏神的婦女,必得稱讚(箴三十一 1-31 )。難能可貴的是,巴斯婦人所講的武士故事,讓人學習其內在情操美德的可貴,而故事中既老又醜的婦人,變成年輕貌美、溫柔善良的賢妻,喻人生受過歷練、提升後,會得到美好的報償。

( 作者現任教於靜宜大學英文系及研究所 )

>>誰來關心

以信仰照亮藍色生命——淺談憂鬱情緒、憂鬱症、自殺

林淑芬

  立委藍美津的女兒黃心儀疑因憂鬱症自殺;資深藝人倪敏然在頭城自縊的新聞曾喧騰一時,傳倪亦患有憂鬱症。此外,時有名人透過媒體表達自己患有憂鬱症,透過媒體的推波助瀾,形成「憂鬱症已成為現代人文明病」的印象;而「自殺」則是連續五年位居國人十大死亡原因之一,平均一天就有八人自殺,死亡人數增加率高達百分之十二點五五。「憂鬱症」真的愈來愈多了嗎?憂鬱症與自殺有什麼樣的關係?信仰可以如何幫助憂鬱症患者?

憂鬱症真的愈來愈多了嗎?

  憂鬱症的患者是否愈來愈多?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主任蔡尚穎表示,事實正好相反, 數十年來國際間流行病學調查比較均發現:台灣罹患憂鬱症的比率全世界最低,此現象直至今日仍是國際精神醫學界極為好奇的議題。雖然近年來國人家庭結構與感情婚姻態度改變,社會經濟衰退及治安惡化等現象,確實讓人過得不如以前快樂,而目前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自認罹患憂鬱症或被告知罹患憂鬱症,抗憂鬱的藥物也成為台灣最常被使用的藥物之一, 但實際上,很多人雖然出現「憂鬱情緒」( depressed mood ),但並非即可認定是「憂鬱症」( depressive disorder )。

憂鬱症的篩選標準

  「憂鬱情緒」與「憂鬱症」是不同的。精神醫學界認定的「憂鬱症」必須就時間長短與憂鬱程度加以考量,嚴重的憂鬱以致影響其生理、心理或社會功能,包括:( 1)輕微憂鬱卻持續長達二年以上;(2)兩週以上的憂鬱,嚴重至改變原來的個性、對原有興趣的事物或關心的人失去熱忱、無法工作或料理家務、體重下降、睡眠型態改變、甚至出現自殺念頭等。在臨床上,這些症狀還必須輔以抽血等生理的檢測,方可判定為憂鬱症。

  蔡尚穎指出,近來台灣社會中大家越來越習慣於自認或被告知罹患憂鬱症,但其實臨床上絕大多數以「憂鬱症」求診的患者,乃以壓力適應障礙導致憂鬱情緒,或長期睡眠不良引起的身心不適為主,並非達到精神醫學所界定的「憂鬱症」,即導致生理、心理或社會功能障礙的程度。他接著說,其實因為環境、生活壓力或挫折而引起的憂鬱情緒乃是「正常的心理反應」,雖然這種最輕微的憂鬱情緒往往因合併出現睡眠障礙、缺乏紓解管道、濫用酒精或藥物而更加重。但一般而言,一個壓力事件約需六個月的時間來調適而毋須治療,尤其外在環境社會因素尚未解除之前,憂鬱情緒當然無法改善,但這些正常人的情緒反應,不能就被斷定為「憂鬱症」。

提高就醫率可降低憂鬱症的自殺率

  台大醫學院精神科教授、馬偕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林信男也表示,雖然在醫療知識普及化的情形下,民眾因憂鬱症狀就醫的比率確實較過去提升,但卻尚未有流行病學的數據足以證明台灣憂鬱症的罹患率升高。因此,我們可以說,和過去比較起來,台灣社會醫療知識的普及化確實提升了憂鬱症的就醫比率,但卻不可因此推斷憂鬱症的罹患率較過去升高,甚至得出「憂鬱症是二十一世紀文明病」的結論。目前普遍認為憂鬱症愈來愈多的現象以及憂鬱症自殺事件頻傳,所反映出的是國人對憂鬱症的認識並不精確,及憂鬱症的醫療控制仍有改善的空間。以國人十大死亡原因的排名為例,很多慢性疾病過去因為醫療控制較不具水準,高居國人死亡原因的前幾名,但近年來在醫療、公衛和飲食各方面的控制下,死亡率已大為降低,在排名上已經往後挪動。但,相對地,自殺不但連續幾年擠入國人十大死因,且死亡率有逐漸攀升的趨勢,其中不乏憂鬱症所導致的自殺行為。然而,這並非意味憂鬱症的發生率提高,而是反映出憂鬱症的醫療控制問題。

  醫療控制與就醫率息息相關,憂鬱症一生都有復發的可能,為一種慢性疾病,若患者能夠持續就醫,自然能夠降低自殺的危險。美國精神醫學會和世界衛生組織所公佈的研究也顯示,憂鬱症的自殺率和就醫率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遺憾的是,目前台灣憂鬱症患者的就醫率尚不及百分之五十,沒有得到規律的治療使憂鬱症的自殺率逐年提高。

憂鬱症的成因

  憂鬱症的成因非常複雜,蔡尚穎表示,憂鬱症的成因 可分為「內因性憂鬱症」:即與生理因素有關者,主要是在無外界環境壓力之下突發性的重度憂鬱,尚包括季節性憂鬱症、產後或經前憂鬱症、生理疾病或服用藥物引起之憂鬱等;此外為「外因性憂鬱症」:乃因環境或社會壓力等因素而引發,兼之以人格特質與適應能力不良,而達上述之憂鬱症程度者。 目前關於憂鬱症的研究大多指向遺傳體質為造成憂鬱症的決定性因素,生活事件則是引發憂鬱症的誘因。意即不具備先天體質的人,即使遭遇重大生活事件,也不致於會發病;而先天具備憂鬱症體質的人,若無機會遭遇難以勝任的重大生活事件,也不必然會發病。林信男提及,關於憂鬱症誘因的研究理論不少,主要針對生活事件做歸納研究,例如「喪失」( Lost )理論,認為當人遭遇早年喪夫、喪母或突然破產、親人離去等生活事件的打擊時,容易引發憂鬱症;又「領域被侵犯」理論,主張當人在抽象層次的學術領域或家庭主導權被侵犯,以致產生憤怒的情緒時,若能對外紓解,就會降低發病的危險,反之則容易發病;這些研究理論基本上都認為:生活事件的誘因必須與體質相配合才可能導致發病。

憂鬱症的治療

  既然憂鬱症的成因包括先天體質的生理因素和後天環境的社會、心理因素,憂鬱症的治療也必須針對這兩方面來進行。林信男認為,對於輕度的憂鬱症患者而言,信仰和他人的關懷可以紓解因為現實不符合自己的期待所帶來的自責與失望的情緒,但中度以上的憂鬱症,則必須藉由服藥來治療,尤其在重度的憂鬱症狀態下,判斷會脫離現實,服藥更是必要,即使是基督徒,也不能僅靠信仰來尋求痊癒。對於中、重度憂鬱症患者,除了藥物的治療外,生活事件壓力的紓解同樣也是必要的,透過宗教信仰與社會關懷可以使人想法轉變,帶來盼望,使憤怒或憂鬱的情緒可以得到紓解,減輕憂鬱症誘因的影響程度,降低自殺的危險,畢竟一個人會想自殺,主要是覺得自己的人生沒有盼望、無路可走。

  人生要有盼望,要有路才能走下去。這不僅對一般人來說很重要,對憂鬱症患者來說更是重要。許多基督徒醫師基於憂鬱症的治療除了藥物以外,更需要信仰或支持團體協助的共識,成立了〈巴拿巴團契〉。該團契的成立緣起於今年六月初,許多精神科醫師參與了〈路加傳道會〉所舉辦的一場研討會,會後大家希望能有一個團契凝聚彼此,以透過專業與信仰來幫助憂鬱症患者。目前該團契初步規畫在網路上成立一個討論區,號召基督徒精神醫學從業人員加入,透過意見交流,來規畫未來服事的方向,目前由林信男擔任主席,許多基督徒精神科醫師均陸續加入。除了專業的協助外,基督徒或教會如何關懷憂鬱症患者?林信男提醒,基督徒或週遭好友若有憂鬱症狀,可以先透過上述篩選標準來判斷是否罹患憂鬱症,經過篩選,若有可能是憂鬱症,則必須勸其就醫。

憂鬱情緒的改善

  中、重度的「憂鬱症」患者需要透過服藥和尋求心理、社會的支持來緩解憂鬱症狀,降低自殺危險,但弔詭的是,其就醫率並不高;精神科門診所接觸到的病人多是 面臨壓力,無法自行排解,即自認為憂鬱症,希望藉由抗憂鬱藥來迅速改善的病人。對於這類病人,蔡尚穎認為,心情低落的人若無法處理造成憂鬱的環境壓力,看精神科醫師與吃藥,說穿了只是一種藥物依賴的心態,用合法的管道來取得「快樂丸」!對於這些受到憂鬱情緒困擾的病人,蔡尚穎認為,服用抗憂鬱劑未必是改善憂鬱情緒的惟一方法。紓解憂鬱情緒,除了積極地面對壓力來源外,調節與憂鬱相關的生理因素可能優於一味服用藥物。其中,「照光療法」逐漸被認為是有效治療憂鬱情緒的生理療法,一般人可以選擇早上的時間,不論出太陽與否(陰天時陽光經過雲層造成的毛玻璃效果反使光線更均勻),到沒有遮蔽物的地方,接受適當的陽光照射,尤其在陰雨綿綿的冬季容易因少外出,欠缺陽光照射加重心情低落,照光療法可以是改善情緒的方法之一。此外,飲食也可以影響情緒,憂鬱的人雖食慾低落,但至少增加奶、蛋類製品的攝取,以增加製造腦內抗憂鬱物質的元素進而改善情緒。再者,改善睡眠品質也是減輕憂鬱情緒的重要步驟。當然,透過信仰尋求被支持感,也是改善憂鬱情緒的有效方法。

  不論是一般正常的憂鬱情緒或憂鬱症,乃至憂鬱症所導致的自殺行為,服藥並非是惟一的選擇,除了藥物,如何轉變想法,尋求面對壓力的能力,得到生命的盼望,亦是不可忽略的。因此,與其說憂鬱症是二十一世紀的文明病,不如說,缺乏盼望、活得不快樂,才是二十一世紀台灣人真正的問題!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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