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信仰在現代常常被當作是兩個相對立的概念，也會被貼上許多相對立的標籤──理性的與非（或超）理性的、經驗的與抽象的、自由開明的與保守權威的等等。反對基督教的人常拿教會壓迫伽利略的事例來彰顯宗教的迂腐，而刻意忽視了現代科學的奠基者如牛頓與波義耳等人都是虔誠基督徒的事實。基督徒也時興找科學家來作信仰的見證，似乎基督教信仰需要科學的光環來背書一般。然而，雖然科學之於現代人就像基督教信仰之於中古世紀的歐洲人一樣，成了真理的代名詞，大多數人卻都未曾加以深究，因為在人與真理之間往往都交由專業代理人（或是科學家、或是教士）來詮釋。事實上，也不是每個科學家或教士都知道「為何他所知道的為真？」；甚至不曾覺察過這個問題。本文將透過介紹科學哲學家 卡爾•巴柏 （ Karl R. Popper, 1902-1994 ） 對這問題 的看法，來反省我們對信仰的態度。我們將看到科學與信仰的認識對象或有不同，但是認識的態度卻應該是一致的。
卡爾•巴伯的知識易誤論
「我們為何知道我們所知道的真理為真？」這是知識論的主要課題，但是西方哲學四百年來知識論的發展卻未解決這個問題，而是提出更多待解決的問題。以至於當二十世紀初期二十年，物理學因著相對論以及量子力學的發展而經歷前所未有的大變局時，知識論無法指引科學家去發展理論，反而是科學的實踐啟發了新的知識論。一九三四年巴柏發表他的成名作《科學發現之邏輯》，他思想上最大的啟蒙就是來自相對論的發展。愛因斯坦依其廣義相對論而推論說，由於太陽的大質量將其周圍的空間彎曲，而光是透過空間行進的，故星光行經太陽附近時將被扭曲。一九一九年英國天文學家愛丁頓 （ Eddington ） 爵士在日蝕時觀測的結果，確證（ corroborating ）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而否證（ falsifying ）了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這個事件給予巴柏四點啟示：
（ 1 ）不管經過多麼嚴格檢證的理論，甚至像牛頓的引力理論這樣充分證實過的科學理論，也有可能被推翻。這意味著任何科學理論終歸是假說。
（ 2 ）愛因斯坦從來不滿足於自己提出的任何理論；他總是試圖探索其弱點，發現並指出其局限性；他還試圖找出在什麼條件下他的理論可看作被證據反駁了。
（ 3 ）以上第二點表現了愛因斯坦對於自己的理論具有高度的批判精神，他這種批判的態度是科學活動的最好表徵。
（ 4 ）愛因斯坦的工作表明，科學中的批判是針對已完成的理論本身；理論被發表後，科學家們將針對其理論內容各種可能之引伸與論證進行批判。
這些啟示，深刻地影響巴柏且貫徹在他整個哲學思想之中。巴柏的原創性貢獻就是以「否證」來取代「印證」作為證實理論的原則；並且揚棄了整個知識論傳統之絕對真理觀，而提出知識易誤論（ Falliblism ）。
關於一個科學理論的證實問題，巴柏首先指出否證（ falsification ）和印證 （ confirmation ）之間的不對稱性。例如，無論我們看到了多少次的白色天鵝（有許多印證），在邏輯上我們還是無法推論出「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這一個全稱命題，但是只要看到一次黑天鵝，我們便可確切無疑地否證這個命題。所以觀察或實驗「不應該」被用來證明理論（因為做不到），而是用來考驗（ test ）理論，企圖對理論進行否證的工作（因為這點做得到）。否證成功，就依據這次的經驗來修正理論；如果經由嚴謹的觀察，卻無法將該理論否證掉，則這次實驗就成了該理論的一項確證（ corroboration ）。一個無法否證的命題，例如「 x 就是 x 」，雖是絕對的真理，卻不包含任何經驗的內涵。
知識論上對「絕對真理」的渴求是來自西洋哲學史上追求「第一因」的傳統，未言明的前提是相信人可以掌握得住絕對真理。巴柏基本上反對這樣的思考傾向，他認為哲學史上的諸多爭端，都是因為哲學家自以為掌握住「絕對真理」的心態。基本上巴柏認為，知識（或科學理論）作為人類心智的產物，是屬於一種暫時性的假說（ tentative hypothesis ），且帶有容易出錯的特性；人類只能儘量剔除知識中的錯誤而逐漸逼近真理。假設你手中拿著一枝「剛好」十公分的筆，你也無法「知道」；因為你要用尺量，而沒有一根尺的刻度是「絕對」準確的；況且你觀察時還會產生許多誤差。知識論的傳統認為，只有找出真理的絕對判準，我們才能判斷那個理論較接近真理，才能知道如何去求取真知識。巴柏也認為這種心態是有害的，因為人的有限容易帶來獨斷與極權。反之，以開放的心態來尋求真理，並不會陷入混亂。他舉例說，在音樂上直到今天都還沒有找到價值上的終極判準（任何美學對象皆然），但經過世世代代人類的鑑賞與選擇，「好」曲子還是留了下來；同樣的，到今天科學仍末找出知識的終極判準，但科學活動並未因此停頓，科學的進步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巴柏相信目前的知識雖然只是暫時的臆測；但是經由不斷嘗試錯誤（ try & error ）的過程，必然可以逐步逼近真理，就如同我們能用不精密之工具製作出更精密之工具的事實一樣。巴柏這種知識易誤論扭轉了西洋哲學傳統上一味地追求知識的「確定性」（ certainty ）和「證明」（ proof ） 的不合理要求，使得當代科學哲學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解放，而呈現出百家爭鳴的蓬勃局面。
人該有的謙卑
巴柏對於科學理論採取易誤論的真理觀，這是認清人類「有限性」的本質，認識到人是受制於時間與空間的有限存在，所以人有創造的本能去臆測，卻不能保證也不能知道這臆測是否就是絕對的真理。這基本上是一種理性謙卑的信仰，和相信人類的理性可以獨自求得絕對真理的人文主義信仰大大地不同。傳統的哲學家之所以汲汲於探求絕對真理，除了因為人類尋求「終極關懷」的天性之外，重要的是如此探求的結果就是對這份探求本身的保證，不必再做後設批判。而這個他所「掌握」的真理基礎，因為不可以再做批判，就成為他學說的權威基礎。但是，有限的人如何掌握得住無限或絕對呢？當不同的權威基礎彼此衝擊、互不相讓之後，另一個極端──相對主義（ Relativism ）就興起，主張理論的選擇是相對的、任意的，沒有客觀的真理基礎。巴伯就說「當代哲學的主要病症就是知識上與道德上的相對主義，而後者又多少依賴於前者。」
因此，巴伯的思想不是從絕對真理觀淪落到相對真理觀，而是從人的理性驕傲到理性謙卑。他說：「科學是易誤的，因為科學是人的產品。」（ Science is fallible because science is human. ）在這個理性謙卑的基礎上，我們就不需要在鞏固 ／ 破除權威之間擺盪。另一方面，雖然巴伯不斷提醒人在面對浩瀚的宇宙時要謙卑自持，他似乎對於人在嘗試錯誤中的學習有一種超乎理性的信心，他相信知識會成長（不會一直原地打轉），人類理性批判的進程會趨近真理。這基本上是一種信仰。科學方法論的根基竟然是對人類本質的認清、對於理性批判的信心，以及對真理的盼望。科學與信仰是有對話的基礎。
對基督信仰的反省
基督教信仰常給人一個威權獨斷的印象，因為基督徒宣稱他所要認識的是「上帝的絕對真理」。其實這跟科學家宣稱他所要認識的是「自然宇宙的絕對真理」沒什麼差別。真理本來就是絕對的，問題是我們的認識能力很有限，因此我們的學說是易誤的，不管是科學或神學都一樣。牛頓以他一貫的聰敏心智來論述他所認識的上帝以及自然宇宙，所以他在神學及科學上都留下了可觀的鉅作。但是，並不會因為牛頓想研究的是「絕對真理」，他所提出的學說就成了該領域的「絕對真理」。他的這些學說，以今日觀之，都有待修正之處。從巴伯的觀點來看，牛頓的這些論述都是人類趨近絕對真理的努力。因此，我們不能一方面讚許牛頓提出萬有引力定律的成就，另一方面又否定他尋求萬有主宰真相的努力。問題是，有些基督徒真的會因為他認識的上帝是獨一真神，就以為他對神的認識（他的神學）是絕對真理，他就成了權威。看看歷代神學家以及宗派的論戰，我們可以發現神學家們常常忘記了「神學是易誤的，因為神學是人的產品。」神學的爭論經常牽涉到權威的爭奪，甚至運用政治軍事的手段來鞏固自己的權威。他們學 習的是法利賽人的手段，而忘記主耶穌的榜樣。巴伯提醒科學家面對自然宇宙時要謙卑，神學家面對那比自然宇宙浩瀚莫測億萬倍的上帝時卻常常不夠謙卑。事實上，認識了上帝的絕對真理並沒有改變我們作為一個人的有限本質。如果說「罪」是指「不把上帝當作上帝的自我抬舉」，已經認罪悔改的基督徒理應比未信者更深切認識自我的有限。基督徒該知道「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林前十三 9 ），也常體認到「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甚麼，按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林前八 2 ）。這種認識在教會合一以及宣教上都是必要的。
基督教信仰也常被視為是抽象的，跟科學著重經驗觀察不 同。事實上，信仰也是要在人生的實踐中來體現，基於對神有限的認識及生命的經驗，我們會在人生的情境中做出信仰判斷。每一個基督徒對神的認識就形成他自己的「神學」，這是無法依賴代理人的，不然你可能空有一些別人的神學概念，卻沒有自己的生命內涵，這樣的信仰無法面對真實的人生。信仰若要對人生有意義，真正的信心就要有被經驗否證的可能──禱告不蒙應允或行動遭遇困難。這些否證不是要否定神的存在，乃是否定我們對神的臆測與有限認識。所以我們對神的認識是可以批判的，真的對神有信心，才會認真查考聖經、聆聽聖靈帶領來更新這些認識。如果為了不讓信仰招受衝擊，而把信仰的內涵做成不能否證的恆真論述──講一些不需要任何信心或經驗即可接受的道理，這些神學術語對生命是沒有價值的。
最近讀到孟克廉醫師所寫的《追根溯源》，這是一本談族譜醫治、醫病趕鬼的書。我有理由期待它是一本不科學、甚至在信仰上不純正的書，但是我卻被孟醫師理性批判的科學精神與虛懷若谷的信仰態度所感動。他願意去面對具體的信仰挑戰（疑似鬼附的精神病患）而不是畏縮在與生活實踐無關的神學議題上。在病患資訊、醫學文獻以及聖經真理上，他盡力分辨什麼是已知的、不確定的以及未知的。他熟知精神醫療的方法，不誇大邪靈的作用，但是發展出具體的步驟來辨靈認症。他以治療的果效來確證他所運用的方法以及背後的神學原則，也在實際的爭戰中認識上帝是獨一的真神。他對神的認識與看法會改變（神常做新事！），但是與神的關係卻越加地親密。在他身上，我看見科學與信仰不相對立，乃是在知識辯證與生活實踐上緊密連結在一起。
（ 作者任教於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