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基督徒的行動與信念雜誌
思想文化/社會評論/弱勢關懷/文學藝術


【曠野162期】2009年11-12月出刊

本期目錄:
以房養老與弱勢經濟
權能勢力 VS. 社會職事
NGOs工具價值、本質價值與終極價值的再思

神學教育在大學

心靈頌歌──泰澤的祈禱與歌詠
信仰疑惑的解惑者──楊腓力
萬物的結局近了:《2012》
萊茵貝格與〈伯利恆之星》


 

曠野影評萬物的結局近了:《2012》

◆王怡

我是在臺北的西門町,看這個挪亞方舟的人文主義版。剛好是大陸首映的第二天,成都發生5.0級餘震,是汶川大地震以來,晃動最強的一次。父母收拾了細軟,預備隨時下樓。一年半了,我腳下的土地,已有過6萬次餘震。這6萬次餘震,已永久地改變了我的靈魂對這個世界的感應方式。

像大地震以前那麼活著,是一種羞恥。事實上也不可能。據說在歐洲,有人已四處打聽,預訂挪亞方舟的船票。

其實每一座寺廟,自古以來,都有人訂票。不過電影中,最荒誕的,就是政府賣票,1億歐元一張。在舊約記載中,挪亞賣了一輩子票,而且都是貴賓卡,免費票,但除了他一家八口,竟然一張都沒賣出去。人們年復一年,彼此朝賀,說壽比南山、福如東海;by the way,那個挪亞根本是瘋子。

區別在於,那個日子是否可以預測。正好看到一個專家,信誓旦旦地說,我相信人類可以完全預測地震。我說感謝上帝,幸好不能預測,不然政府不但統治我們的今天,還要統治我們的未來。

很簡單,如果那個日子是不可預測的。就由信仰團體賣票。他們沒有槍,沒有炮,他們也有賣假票的。但嗓子說破了,鞋子走穿了,是賣的多,買的見;聽的多,信的少。誰願拿地上看得見的財富,換天上看不見的財寶呢。人類的命運,好像一副不整齊的對聯,上聯是美好的應許,「浪子回頭金不換」。下聯是殘酷的現實,「不見棺材不落淚」。

如果那個日子是可預測的,就會變成政府賣票。電影描寫的是這個賣方市場,散戶被拋棄,大戶人頭攢動,國家儼然成為上帝。

因此這部電影,最令我震撼的場景,反而不是大地陷落的逼真鏡頭,而是國家在人類末日來臨時所扮演的顯赫角色。儘管美國總統的最後講話,誦讀了舊約《詩篇》第23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但由總統而不是牧師,向著全世界佈道,其實是一個可怕的畫面。令我想起約翰·諾克斯當年面對國王的那段名言:

「在蘇格蘭,有兩個王國。在地上的王國裡,你是國王。但在另一個王國,就是基督的教會中,你不是牧師,而是一個會友。」

如果世界沒有末日,人類就是永恆的,一時的政權沒那麼重要。如果有末日,但末日是不可知的,國家就更加不重要了。因為永恆的意義,早晚要越過國家的廢墟。或者說,每個人的靈魂,如一盞盞孔明燈,總有一天從國家的背景下脫穎而出,就像孩子掙脫保姆的手,奔向自己的父親。

但一個可預知的末日,必將產生一個國家主義的世界觀。國家輕易而舉,就憑藉它的財富和權勢,僭取了在人類精神事務與永恆命運中的祭司位分。一群科學家、政治家和資本家,在那個日子行情看漲,假冒了救世主。假若末日真正來臨時,如這部電影所說,科學資料、政治權勢與商業財富,構成了決定人類命運的鐵三角。對我來說,這幅畫面,實在遠比滅世的洪水更加殘酷。

儘管登舟時,有一段各國政要的良知發現,但這部電影,其實不是一個挪亞方舟的人文主義版本,而是一個國家主義版本。政府造方舟,世上沒有比這更大的災難。一切專制主義,都建立在一種全知全能的國家觀之上。以往的好萊塢片,傾向於把預言末日的科學家,與國家主義擺在一種對立立場。讓科學家成為雙重的孤膽英雄,既對抗天上的命運,又對抗地上的權勢。但《2010》把這個張力化解了,倒也顯得更真實。意思是說,科學主義從來都是國家主義的配角,科學是可被購買和徵收的。因此,科學的全知全能,幾乎就等於國家的全知全能。相信科學的萬能,幾乎也就等於相信國家的萬能。

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錢學森之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的意義。

導演在國家主義的拯救觀旁邊,也拆遷安置了一種多元化的宗教場景。瑪雅人的預言,傳揚悔改之道的信徒,祈禱的教堂,西藏的僧人等。但他們的信仰,只在一種神秘主義的知識論(他們竟然知道科學才能知道的事)上被肯定,或在面對死亡的坦然上被尊敬。但在影片中,信仰僅僅被容許存留在國家主義的邊緣,而與人類的真實命運無關。

不過我感興趣的,是導演在劇情的商業考量之下,刻意留下幾個隱藏文本。尤其是特寫鏡頭下的兩本書。

一是古羅馬教父波愛修斯的名著《哲學的慰藉》。片頭,太陽耀斑爆發,科幻作家隨身帶著的,就是這本書。波愛修斯被稱為奧古斯丁後最偉大的拉丁教父,他在獄中寫下這部詩歌與對話體的書。書中討論永恆和時間的關係,說:「永恆就是同時並完全地擁有無限的生命」,這是單屬於上帝的。而一切時間內的生命,都無法在時間中的某一刻,認識自己的全部生命過程。一切暫時的事物,都包含一個永恆的現在,這使人類的活動具有永恆的跡象。但一切暫存的事物都是對永恆的模仿,這種模仿不能長久持續,終將被無限的時間淹沒。所以他說,如果用恰當的語言來表達這種關係,可借用柏拉圖的話說,「上帝是永恆的,宇宙是延續的。」

這是電影隱藏的一種世界觀。也是為什麼末日及對末日的預言,對我們來說,具有如此顯赫而驚悚的意義。波愛修斯說,唯有上帝對現在的事物擁有永遠不變的認識,這是永恆中的認識,是「天命」,而不是對未來的「預言」。

第二個特寫鏡頭,是科學家醒來,沙發上放著梅爾維爾的小說《白鯨記》。這暗示了影片的走向,人類就要像亞哈船長那樣,不顧一切,冒險追逐白鯨。梅爾維爾借用了舊約先知約拿的故事。約拿面對上帝的呼召,先是抗命,最終順服。亞哈船長就是抗命的典型,麥普爾牧師則是順服的典型。他在船上講解《約拿記》,小說用了十頁來寫他的佈道。最後,麥普爾牧師說,「服從上帝,就是要違背自己。正是在對自己的違背中,才包含著遵從上帝的艱難。」

2012年,是京都議定書到期的日子。有人說,這影片太樂觀,世界沒有真的毀滅。也有人說,這影片太悲觀,連世界都毀滅了,人心中的自大,竟然還沒被毀去。

聖經說,萬物的結局近了,「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多麼美的勸勉和應許。世界的終極意義,怎麼可能存在於機械的因果論中,怎麼可能存在於國家主義的場域內。寫完這篇文字,我要去幼稚園接孩子。有個牧師說,每一篇講道,都要像對這世界的最後一場講道。是的,每一次接孩子,我也要像最後一次去接他。◆

(作者為中國名作家,現任成都秋雨之福教會傳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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