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的國殤
2010年4月10日，一架飛機在濃霧中墜毀於俄羅斯的斯莫連斯克（Smolensk）附近。全體乘客與機員都喪生了。這不是一個普通的空難。因為在機上的乘客，有波蘭總統列希．卡欽斯基與他的夫人，還有八十七位波蘭國家社會菁英、高階將領、司法、文化、商界的代表。他們在濃霧中急切地趕路，要到俄羅斯參加「卡廷森林屠殺事件」（Katyn forest massacre）的紀念，在這之前幾天，波蘭總理塔司克（Tusk）與俄國總理普廷（Putin）正式就這個事件會面，發表談話。
七十年來，這個被蘇聯集團一再掩蓋、否認的大屠殺事件，第一次如此高規模地由波蘭與俄國的最高元首紀念。這是關係著波蘭民族的歷史記憶，也關係著俄國與波蘭的未來的關鍵活動。令人震駭而心痛的是：要趕著去面對、醫治歷史傷口的被害者代表們，竟在空難中喪生！再一次，波蘭的菁英集體地被奪去生命。空難，加上在這個歷史有著沉重暴力刻痕的地點上，徘徊不去的記憶冤魂，讓未癒的傷口重新滴血。
波蘭舉國哀慟，處處都設立了禱告與紀念的處所，溫暖的燭光、閃亮的淚珠、飛揚的旗幟，在春寒料峭的四月織成一片國殤的風景，悲哀感染了被經濟風暴打擊的世界，逼人們去記起1940年四月至五月在卡廷森林被史達林下令謀殺的兩萬兩千位波蘭軍官、律師、學者、作家。保守、強硬、生前頗受批評的總統卡欽斯基與他的夫人，成了波蘭的民族英雄，被隆重地葬在克拉考的華偉大教堂，波蘭諸先聖先王的陵寢裡。
卡欽斯基生前在尋找真相、追究法律責任與重新詮釋卡廷屠殺事件上，出了很多力。蘇聯與西方國家長期對這個事件的沉默，並不易打破。直到斯莫連斯克空難發生，整群的國家菁英之死，才又讓卡廷成為國際媒體的焦點。
卡廷事件——被威權所遮蓋的暴行
卡廷事件發生在1940年，是德國與俄國協議瓜分波蘭的第二年。處在兩個富侵略性的大國之間的波蘭，雖然一再地發展著民族主義的運動，得以自主的日子卻極為短暫。就像歐洲許多「小國」的命運一樣，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是他們暫時得以建立自己的民主政體的時代。但是在1939年9月1日，德軍入侵波蘭的同時，俄軍也佔領了波蘭東部，波蘭共和國就被無情地瓜分了。波蘭的軍事與文化菁英，或流亡，或被擄，開始一段國家的苦難日子。
1940年春，史達林手下的秘密警察，因為擔心被關在戰俘營中的波蘭軍官與文化菁英們，會與流亡政府裡應外合，所以在史達林的命令下，開始分批殺害這些手無寸鐵的投降者。其中有上萬人被強制運送至俄國西疆，人煙稀少的卡廷森林，然後有系統地加以槍殺、掩埋。為了掩蓋連接不斷的槍聲，俄國秘密警察出動了嘈雜的農用機械，為了快速地將屍體加以掩埋，有大大的推土機加入行動。沒有人聽見他們，沒有人看見他們。他們一直被當成失蹤者，家人引頸期盼他們的歸來。
但是戰爭繼續著，1943年4月，德軍攻佔俄國的許多地區，在築路時，發現了驚人的萬人塚。對德軍來說，這是收買波蘭人心，攻擊俄國的最佳機會。他們詳細地拍攝發掘屍體的過程，並請來波蘭神父為這些死者舉行安魂彌撒。對家屬而言，這椎心的痛楚是難以言喻的：一個他們所痛恨的外來政權，扮演著調查真相的角色，為的是要修理另一個同樣令人痛恨的外來政權！這些死者本身的尊嚴與價值並不受重視，成為戰略手段的悲悼與紀念，絲毫不能安慰人心。
1943年秋天，蘇聯的紅軍再次佔領了斯莫連斯克，面對被挖掘出來的萬人塚，蘇聯官方有另一套說辭。紅軍更改許多的記錄，重新解釋影像資料，把這場屠殺的帳算到德軍頭上。一直到1990年，蘇聯一直堅持不承認這場屠殺是由史達林下令的，更不願意被指出與這場屠殺的關連聯性。
在蘇聯牢牢地控制華沙公約國的「鐵幕」時期，扭曲的解釋與偽造的史料將卡廷事件塑造成一個不能提、不能碰的民族傷痕，僵硬地被包裹在「納粹罪行」的大衣裡。
直到1980年代，波蘭「團結工聯」開始爭取人民的自由與人權，波共政權開始受到壓力，必須重新去面對卡廷大屠殺的真相。這些被殺害的人的家屬與朋友，沒有忘記他們的死難。他們堅持真相的要求，在鐵幕被撼動的時刻，成為一股新的力量。
醫治傷痛，生命更新
1989年十月，鐵幕再也關不住民主自由的熱望，蘇聯準備迎向一個新時代，蘇聯總理格巴契夫終於准許卡廷森林的受難者家屬，前往這塊傷心之地，舉行紀念。波蘭裔的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布里辛斯基也在這個代表團裡。布里辛斯基的父親是外交官，在波蘭被德國與俄國瓜分之際，留亡海外，因此得以保全生命。同樣是個精明的外交官的布里辛斯基，在這樣的場合，小心翼翼地說出對卡廷事件的政治洞見：
「我來到此地，並不像在此多數的人一樣，是為了個人的傷痛，而是因為認知到卡廷事件的象徵性本質。俄國人與波蘭人肩並肩，被折磨至死，一起躺在此地。對我來說，說出曾經發生的事的真相，是極要緊的，因為只有說出這真相，新的蘇維埃領袖才有可能與史達林時代的罪行切割。也只有真相，可以幫助蘇聯與波蘭人民建立友誼。」
對於那些在謊言中長大的卡廷孤兒們來說，找回真相的一天似乎是遙不可及的。在經過那麼久的謊言與迫害之後，要他們信任俄國的善意，是困難的。俄國的領袖們確實想「與史達林時代的罪行切割」，在一個新的時代，他們不想為過去的政權所做的事負責任。
但是對波蘭人民來說，卡廷不只是「史達林時代的罪行」，而是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所做的惡事。他們的國家曾「被砍了頭」，政軍文化菁英被殘忍地屠殺，而這個被砍頭的記憶又長久地被禁止，這樣的事，怎可能輕易地隨著時代的轉換就被忘記呢？經歷過二二八的台灣人，懂得這樣的痛，懂得那種無法再對那種兇殘的文化、民族有所信任的心情。
卡廷的十架
波蘭人在華沙與克拉考立了好些紀念卡廷受難者的十字架。俄國也逐漸釋出歷史文獻，不再堅持卡廷的謊言，願意一起來尋找真相。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真相終於逐漸顯露出來，但事過境遷，要以司法程序追究責任，幾乎已經不可能。
真相講清楚之後，兩國的人民還需要重新詮釋這個事件的意義，這才是最困難的部份。波蘭人面對卡廷的歷史十架，努力要把苦難化為重新凝聚波蘭文化認同的力量。
2007年，八十一歲的波蘭導演安傑娃達（Andrzje Wajda終於圓了夢，完成了他生平最後一部電影，重現卡廷事件對波蘭的傷害，將波蘭民族的尊嚴與勇氣描寫得很動人。這部場面驚人的電影「愛在波蘭戰火時」（Katyn），以卡廷倖存者的觀點，仔細地描寫在不斷被外來政權統治的狀態下，一個國家巨大傷痛的真相如何一再地被扭曲、掩蓋，更以冷靜但詳實的鏡頭，讓當年的殺戮情景重現。這部電影獲得2008年奧斯卡金像獎的提名，並得到好幾個電影獎。
這位導演本身是卡廷孤兒，很反共，片中對蘇維埃體系的批判相當嚴厲。令他驚訝的是：這部深富波蘭民族主義精神的電影在俄國上映時，許多俄國人受到震撼，對波蘭的命運發出同情的嘆息，流下難過的淚水。在歷史詮釋的過程裡，藝術的語言比政治的語言更有能力跨過障礙。雖然娃達的用意是在講述被德國與俄國欺壓的波蘭人民的獨立思考的能力與勇氣，但顯然兩國的人共同經歷過的威權惡夢，以及共同面對的新時代的徬徨，讓卡廷事件的詮釋，成為想要告別威權的人民共同分享的經驗。
2010年四月10日在斯莫連斯克所發生的空難，是一個與卡廷緊緊相連的苦難故事。如果沒有這十幾年來尋找真相、互相傾聽的經驗，這場空難到底會引爆多麼大的衝突，會激盪出多少新仇舊恨？想起來就令人冒冷汗。幸好上帝的憐憫，加上許多人的努力，當這意外讓波蘭這個國第二次被「砍了頭」的時候，俄羅斯與波蘭的人民有可能一起悲悼，一起一同紀念這第二次的卡廷之痛。
在卡廷的十字架下，還有很多故事在發生著。世局詭譎多變，被壓抑的傷痛與憤怒隨時可能再爆開來。幸好，那些被屠戮的靈魂已經不再是一堆數據，而是以一個一個有尊嚴的個人被紀念，被傳述的如今是故事，而不是暴力與罪行而已。只有在認識每個人的故事時，波蘭與俄國的和平才會是一種真誠相對待的和平。願同樣經歷過這樣的歷史傷痛的台灣人民，也能在這樣的傷痛中，讓希望發芽，長出更堅強的自尊，與更堅忍的愛。
（作者現任教於台南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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