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南非的全球禱告日，今年已踏入十週年，有約二百個國家或地區參加。從台灣的基督教媒體得知，台灣的多個城巿均有以千計（在高雄甚至以萬計）的信徒參與。
至於香港，今年五月廿三日舉行的全球禱告日，也分外令人矚目，坊間多份大眾報章均以顯著篇幅報導事件。然而焦點卻不是估計逾萬的參加人數，而是落在大會粗暴驅逐異見信徒，導致有記者受傷，攝影器材被毀。
面對這宗不愉快事件，有不少地方值得華人教會群體深入反省。要反省，就得先細說從頭。
當「全球禱告日」遇上「香港政治月」
在九七以前的英國殖民時代，即使香港本地的聖公會主教在政府的禮賓排名極高，政府高層的基督徒其實極少出席全港性的大型教會活動。九七年香港主權易手以後，香港基督教領袖在特區政府的禮賓排名下調，與其他宗教領袖相若，但港府高層應邀出席全港性的大型基督教活動，次數卻比九七前愈來愈多，幾成風尚。二○○○年，信徒機構「以勒基金」曾在大型公開祈禱會中，邀請當時民望低迷的特首董建華出席，為他祈禱和表達支持。事件當時在教內外引起頗大反響。
而自二○○五年起，每年的聖靈降臨節，信徒機構「全城更新」在最多可以容納四萬人的香港大球場，舉辦全球禱告日活動，廣邀香港的教牧和信徒領袖，以至特區政府內的基督徒高官參加，帶領禱告。而台下參與的信徒，亦動輒以萬計。
「全成更新」主席是馬王培琪，其夫馬時亨在○五年時在特區政府出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一職。雖然馬時亨於○七年因恙辭去局長一職，但仍積極參與教會活動。今年馬王培琪到南非出席全球禱告日十週年活動，香港大會就由馬時亨代致開幕詞。
值得留意的，是每年的聖靈降臨節，均在五月下旬。而在香港社會而言，每年六月初至七月初，對政治新聞都特別敏感。六月四日的六四燭光悼念集會人數，以及七月一日的七一大遊行人數，兩者均被本地輿論視為香港的政治寒暑表──前者已持續廿多年，每年參加人數由數萬到十多萬不等，一直堅持要求中國大陸平反八九民運，結束一黨專政等「五大綱領」；後者在○三年曾有逾五十萬人參加，表達對政府不滿，成功迫使政府擱置限制港人自由的國家安全條例立法。（條例據《基本法》第廿三條而訂，故簡稱「廿三條立法」。）
無論是悼念六四還是七一大遊行，特區政府雖無明言禁止，但不甚歡迎則是眾所周知。據報導，前特首董建華在任期間，曾直接要求籌辦六四燭光集會的民間領袖不要再搞下去，但被拒絕；而香港輿論亦普遍認為，董建華本人是因為○三及○四年兩次逾五十萬人的七一大遊行，而託詞抱恙下台。
因此，自○五年起，在這個一年一度的「香港政治月」，出現了一個參加人數以萬計，又有不少政府高層參與的大型集會，其活動內容和社會效應，對不少人關心社會的信徒而言，就分外值得關注。
去年的爭執先例
在香港全球禱告日會場出現異議信徒的行動，並非始於今年。在二○○九年的香港全球禱告日集會，正當三位香港特區政府的基督徒高層（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連同律政司司長黃仁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在台上帶領會眾為政府禱告時，有多名信徒在南區看台當眼位置展示出「改革教會偽善擦鞋文化．重回基督精神」及「為六四死難者天安門母親禱告．為2012雙普選祝福」的橫額，並高聲呼叫「平反六四」的口號，一度引起在場會眾的議論。大會工作人員上前多番勸諭不果，結果由大球場職員勒令兩名男子收回橫額，理由為「不得在私人聚會展示個人物品」，這些信徒才離去。
當天大會為中國教會禱告時，領禱的牧師感謝天父為中國所做的事，期望教會透過敬拜、生命見證等，成就更大的祝福，使公平、正義、智慧、和平成為中國人民的標記。
大會事後發表聲明，指示威者的行為「令在場人士感到不安，大會對在宗教活動中滲入一些政治的抗議，深表遺憾。」而示威人士亦發表題為「同心爭取六四平反．禱告祈求公義伸張」的新聞稿：「我們的咒詛是：國家發展，但貧富懸殊仍然嚴重。我們的捆綁是：社會進步，但受害人的故事繼續被忘記。更不幸的是，不少具影響力人士，繼續混淆視聽，掩飾真相，逃避問責和良心；要我們心繫家國，卻不容對家裡問題作反省批評，認為不理性，認為破壞社會和諧。」。
今年的衝突升級
部分去年參與示威的信徒，今年再度在全球禱告日集會發動類似行動。全球禱告日前數天，「回歸基督精神同盟」的一位代表帶同坊間大眾報章的記者到訪「全城更新」的辦公室，遞交由同盟草擬的禱文，要求在全球禱告日使用。禱文內容依照大會為「七山」（教會、政府、藝術、商界、傳媒、教育及家庭）的方向而寫，只是內容不同，強調信徒要行公義，扶助弱小。禱文的引言中曾提及，「勇於關心社會國家，行公義，好憐憫，即或這會給人誤以為我們在顛覆。」不過，禱文並未被大會採用。祈禱會當日，大會司儀指有團體希望大會使用他們的禱文祈禱，然而官方禱文是全球信徒一同宣讀的正式禱文，會眾「若有需要可在心中自由祈禱」。
而在祈禱會開始前，「回歸基督精神同盟」的成員（下稱同盟）在場外派發《我們的2010全球禱告日禱告會》場刊。此次大會似乎早有準備，個別知名成員嘗試進入會場被拒；聚會期間，約五位同盟成員亦在主辦單位工作人員包圍下，被請離場館，有人指過程中遭工作人員踢中腿部。結果同盟連同部分信徒在場外舉行守望祈禱會，以啟應方式宣讀自己的禱文。
此外，多份坊間報章的記者批評大會不准他們自由拍攝和採訪。持有大會身分核證的現場記者與工作人員一度爭執，更有記者表示被大會武力阻止拍攝而受傷，報警備案。有報導指出，大會工作人員邊粗暴驅趕邊說「耶穌愛你」。事後大會雖有發聲明道歉，但聲明指混亂間分不清傳媒與示威人士，此說亦不盡不實。
至於今年大會為政府禱告的環節，黃仁龍、林瑞麟等官員站在後方，由領禱者帶領祈禱，肯定上帝掌有國家主權，祂的權柄在政府之上，並祈求施政能使每個相關者得益，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同盟曾為向坊間報章買廣告位刊出自擬的禱文，而進行網上籌款，反應不俗，有來自不同神學院校的師生，更有大學學生捐出二千五百元的獎學金，顯示他們的聲音開始獲得不少認同。
為在上禱告，要怎樣祈禱？
至今仍難以肯定地說，此次香港全球禱告日的不愉快事件，能與全球禱告日本身相提並論。一來，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同系列活動，也暫未見傳出類似的事件。二來，今次香港大會的應對手法，跟全球禱告日大會網站所列的應對傳媒指引並不一致，特別是《大會組織指引》第十五頁曾提及：「懷疑（skeptical）是媒體的工作。不要自辯自衛（self-defensive）。以透明及不操控的手法，將全球禱告日呈現出來，就可以教他們解除敵意（disarmed）。」
（http://www.globaldayofprayer.com/downloads/gdop/GDOP%20Organizer%20Guide.pdf）。事實上，在華人教會裡，大型活動最終導致在傳媒鏡頭前出現粗暴阻撓的場面，也屬罕見。有香港的教內評論形容，此次大會的處理手法，在公關上是一場災難。然而，要進一步反思事件給華人教會所帶來的功課，就不能只停留在公關攻防的操作層次。
在教會群體裡，質疑「為在上的禱告」這聖經教導的，大概不會很多；重點在於如何禱告。當禱告對象（政府高層）同時在禱告場合裡出現，所生成的社會效應，就經常超出單純的代禱期望。此次香港大會引用彼得魏格納（Peter Wagner）所提的「七山」（台灣讀者可參考六月二至四日《基督教論壇報》第三版的魏格納專訪），邀請七個界別（包括政府）的基督徒社會菁英，與大會一同為所屬界別禱告。大會期望以信徒的職場影響力全面改變社會的想法，非常明顯；然而與此同時，社會大眾對於高官站台的政治聯想，卻非大會所能控制。即使在社會氣氛平緩之時，大型集會邀請高官站台，有時仍難免引來攀附權貴之譏（當然，若大會自己也是權貴的一部分，則作別論）；在社會怨氣待消之時，其所產生的「政教勾結」聯想，會否比促進社會和諧的效應更大？得了社會建制的認同，卻失了一般人心中的持平，對教會的宣教工作而言，是好是壞？
公義，需要看清細節。全球禱告日要做到這點，並不容易。一方面，全球性的禱告內容（大會的說法是gathering locally, praying globally，見《大會組織指引》第一頁）原本就不易拿捏地方的具體情況。此外，大會的禱告亦刻意避免政治爭議，遇上極化的爭議，就將禱告內容指向基督的榮耀與賜福（《大會組織指引》第十九頁）。如此一來，一切的爭議細節，包括地區權貴的錯誤，就很容易大而化之，甚至可能歸於無有，只剩下幾句高舉永恆價值的空洞話（這倒對應了馬時亨回應傳媒投訴時的說法：期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對於社會大眾、升斗巿民而言，大會追尋的是真正的公義和諧，還是中國大陸盛行的「河蟹」？
話得說回來，香港教會過去面對過不少教內張力表面化的情況，但異議者與教會建制之間，大多只屬言論爭拗，充其量是在對方會場以外同步聚集祈禱，表達異見與不滿。在近年香港「八十後」的社運新風下，這兩次進入大會會場示威的行徑，怎樣跟「基督精神」相符，尚有討論深思的空間。
尋求基於尊重和真相的和諧
真正的和諧與合一，建基於尊重真相和彼此承擔，這道理在教會內外，都是一樣。事件發生以後，香港二十名基督徒新聞從業員，曾經聯署一份公開聲明，不接受大會以「打壓異見」及「以暴易暴」方式，阻礙正常採訪工作進行；更無法理解，亦不能接受現場義工，以武力阻撓記者採訪時卻一邊高呼「耶穌愛你」。聲明說，事件所觸發的社會討論，令同時有著「基督徒」身分的肢體，需無故地面對及承受不必要的指罵。然而，「我們不會說『這與我無關』，或與義工們撇清關係，因為大家本就是同一的肢體；我們的信仰，教導我們勇於承認承擔」。
（作者為香港基督教《時代論壇》總編輯。刊物網址：http://christiantime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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