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個冬天，香港出現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充滿靈性意涵和宗教想像的社會運動。二○○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被稱為「八十後」（即一九八○年代出生）的六名青年在立法會大樓外，進行三日兩夜的「苦行」，他們雙手捧持種子稻米，在鼓聲的帶領下，每走二十六步就停低、四肢俯伏地上。他們是要抗議政府，因興建與大陸高速鐵路（高鐵）網絡接軌的香港鐵路段，而要遷拆香港新界西北部一個名為「菜園村」的稀有農耕社群。其中一晚，有聲援的基督徒加入苦行行列，一位女信徒背負十字架跪在地上的照片，隨後被主流和教內媒體刊登，並在網上廣泛流傳。
當社會上包括工程界人士質疑高鐵的建站走線、成本造價，甚至興建的必要性，立法議會就政府方案激烈辯論，反對高鐵的青年開始了一波又一波的抗爭行動，先後在香港各區鬧市，以及全港大專校園內，巡迴苦行。最後在議會表決前夕，為數越來越多的市民自發加入圍繞議會大樓的苦行，他們不分年齡背景，沉默地跟隨鼓聲的節拍和前行者的步伐，不少人不帶護膝，部分更全程赤足，親身體驗與土地的結連，以血肉之軀祈求社會的更生回轉，呼喚城市人對土地家園、人情生活、民主公義的熱忱和嚮往。當議會於一月十六日黃昏通過興建高鐵撥款，場外的氣氛開始緊張，數百名反高鐵的示威者一直包圍議會，部分在深夜更一度與警察發生推撞。示威活動至翌日凌晨解散，未至於被武力清場，但之後的輿論卻一面倒譴責有示威者衝擊警方防線，是超出社會所能容忍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底線。
「八十後」青年構思的苦行，靈感源自二○○五年世界貿易組織在香港舉行會議時，反對全球一體化的韓國農民，在香港示範了一連串不同的示威方式，包括在市區苦行跪吻土地；而韓國農民最初在本國進行三步一叩的苦行，據說曾受佛教法師的指導。香港反高鐵的苦行，雖然有不少信徒以個人身分參與，部分更高調地穿上教會詩班的白袍苦行，但當初的發起人有佛教徒，也有非宗教人士（包括無神論者），整個苦行既有跨宗教的合一精神，也是超越宗教的非暴力抗爭公民行動。或者，信徒正好從中向別人學習，基督宗教所講的「非暴力」到底應該是怎樣的一種踐行。
和平理性非暴力
經歷「八十後」的反高鐵運動之後，香港教會出現一奇怪現象，就是「理性對話」被忽然高舉成金科玉律，甚至等同基督教的核心價值。然而「和平理性非暴力」一詞是華語世界獨創的發明，是西方社會從來未有過的提法。經過一些形容詞修飾的「非暴力」，很可能已經不是原裝正版的「非暴力」，而是冒牌貨！特別是多餘地加上「和平」之外，還要套上「理性」的框框，則更令人懷疑是別有用心。
「理性」的作用是甚麼？它的意思是要避免一切「過於激烈」的肢體行為，而且把避免衝突的責任完全放在行動者身上，卻沒有詰問：「過激」的標準誰定？於是行動者要證明一切理性途徑都無效，然後才可以用直接行動作為「最後手段」。而那些「忽然理性」的人，以為理性對話可以在權力不平衡、公義未曾伸張的情況下進行，而且必須按當權者定義維持現狀的前提下發生。所以「和平理性非暴力」背後的潛台詞是：以恢復公共秩序為理由，使用武力對待破壞秩序的「滋事份子」就順理成章、天經地義。
擁護「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不單沒有承諾反對暴力，更認為有些暴力是必須的、無可避免的、甚至是合理的。他們最喜愛引用二○○三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六周年，五十萬市民上街反政府遊行，秩序井然而無任何暴力衝突，作為和平示威的基準。明顯地，他們並不理解，每年一度的「七一遊行」在「八十後」眼中，已經淪為一種象徵性的例行公事；而民間籌辦者彷彿以「和平」完成遊行作為最高（甚至唯一）的目標，到底行動反抗甚麼、爭取甚麼成為次要。
非暴力≠非暴力抗爭
有學者指，非暴力抗爭在人類歷史上，或者與戰爭同樣悠久。但其實示威、請願、遊行、罷工、罷課、罷市等，這些我們今天已經習以為常的抗爭模式，是近代城市化之後才出現的；當中經過印度聖雄甘地的反殖民不合作運動，在理論和實踐上得以發揚光大。例如，甘地為抵制鹽稅，帶領群眾徒步二百多哩到海邊掏鹽，是為著名的一九三○年「食鹽長征」；後來，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牧師領導一九六八年的「華盛頓大遊行」，以至台灣林義雄的「核四公投千里苦行」，均是展現人民力量的非暴力抗爭實例。
可是，基督徒的「非暴力」不同於其他人的非暴力抗爭，我們關注的不是手段與目標之間工具理性的計算，而是關乎行動和行動者之間的德性倫理關係：你的某些行為會將你塑造成某類人。非暴力不是基督徒參與社會行動時，其中一個抗爭策略的選項，而是身體和靈性的品格修練。「非暴力」（nonviolence）也不等同「不暴力」（not violent），否則安坐家中自己同自己抗議，就最「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因為信仰和平、追求和平而有的踐行；而沒有公義，就沒有真正的和平。所以，非暴力不是站在道德高地，對其他受逼迫的人袖手旁觀，不是隔岸觀火，然後指責別人使用暴力；相反，如果「和平理性非暴力」總是一套用來審判別人的說詞，信仰非暴力就是自我的道德要求。假如我們真誠地棄絕一切的暴力，認為世間上沒有暴力是必然的，首先就要為自己參與暴力而懺悔，在日常生活中查找不足，檢視我們有否直接行使暴力，有沒有對暴力（包括制度性的暴力）視而不見？
實踐非暴力，使得基督徒無論在人身安全上和道德上處於弱勢，容易被人攻擊，需要我們用創意去回應暴力強權，用勇氣講真話，克復自我防衛的本能和恐懼。但「和平理性非暴力」則否定道成肉身，要求我們沒有情感、義憤、軟弱，抽離當下困境去「講道理」；而非暴力則承認我們是帶著整個肉身、個人歷史、社會脈絡投入社會行動，「暴力」的界線，進與退、收與放，要由行動者因應臨場的環境，作即時的、負責任的判斷，所以更需要日常的靈性操練作為預備。
無能者的大能
過去幾個月，香港因政治改革進程的爭鬥出現了社會撕裂，先有「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全民運動令支持民主發展的政黨之間的內訌白熱化，最後因香港民主黨與中央談判讓步，被其他黨派群起攻之。市民只見到民主陣營內的敵我對壘，「八十後」青年給大眾的印象越加「激進」，信徒面對政治的欺詐和詭辯無所適從，反高鐵運動苦行那種清幽沉厚的靈性不復見。但其實有青年仍然默默地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六月再度苦行，只是此次傳媒幾乎隻字不提，可見非暴力抗爭的手法不能一成不變。
而基督徒堅持的非暴力踐行則更加不能學政客一樣「只爭朝夕」，我們必須以創意想像、勇氣堅忍，不斷挑戰世俗社會一切「和平」的假象（例如中共政權講的「和諧」）。過去十年來以青年人為主導的本土運動，幾乎每次抗爭均以「失敗」告終，但年輕人沒有因此變得犬儒冷漠或訴諸暴力，「八十後」所謂「致命的認真」反而顛覆了成年人對「有用」/「無用」的既有判斷，從他們身上我們重新學到盼望、等待、耐性的積極意義。所以，與其說非暴力是弱者的策略，更準確地，不如說這是基督的榜樣——死在十架上的耶穌從不聚眾「示威」，反而孤身向世界「示弱」，無能者的大能宣告了暴力的完全失效。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會智囊》副總編輯，http://www.mep.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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