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於社會的歷史中
個人的歷史大多與社會的歷史大有關連，我也是一樣。一九八四年，年輕的我進入香港中文大學接受神學教育。一九八四年是香港重要的一年，那年九月，中國及英國經過兩年多的談判 （沒有香港人的參與），終於議定香港於一九九七年後回歸中國，並簽署有關的聯合聲明。從此，香港不穩定的未來明朗化了。
那時的大學生，都是土生土長於香港的新生代。父執輩都是逃難到香港的，除了好好養育兒女，根本沒想過自己的未來。然而，我們這一代與香港共同成長，並期望香港人真正掌管香港的未來，因此，那時大學生的想法簡單而直接：「香港的未來，香港人管治香港」，「民主回歸」是自然的事。
在教會，一群土生土長的年輕人，也同樣為著這樣的「夢想」組織不同的基督徒群體，為著香港的未來而發聲。我就在此環境中參與了香港的民主運動及基督徒的社會運動，同時亦影響了我未來的工作。我對社會及自我生命的描繪，都在此奠下基石。
有立場的信仰
一九九○年，我有幸到美國深造，此時的我，興趣已經轉向宗教與社會發展的範疇，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對第三世界發展的影響。這對我在〈香港基督徒學會〉 （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三），以至後來在〈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委會）工作 （一九九三至二○○六） 都有巨大的影響。尤其是後者，讓我對跨國企業在第三世界（特別是在中國）的影響十分關注，我仿彿聽見了那種工人在中國發展中無聲的哭訴，我清楚了解，這一切絕非與信仰無關。
我們的宗教 （基督宗教） 並不是中立 （事實上中立不行動，也是代表著對現有制度對受苦者進行壓制的沉默），很多時候，我們的信仰鼓動個人努力，並在有意無意間，以個人成就看為上主的祝福，因而傾向保持現有政治、經濟的體制，因為似乎，只有在現有體制中，才能不斷攀向成功的途徑。因此，追求成功/卓越的神學成為政權維護現有體制的根據。
然而，基督信仰卻也明確地鼓動信徒為貧窮人而發聲，改變現狀。這一切其實都視乎我們站在社會的那一面？為誰說話？相信甚麼才是上主的呼召？基督信仰在此是不能自視中立的。
〈工委會〉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清晰地表明站在工人的一邊。這並不是說工人一定是對的，事實上，工人亦是罪人。然而，在勞工及僱主雙方的衝突中，勞工往往是弱勢的一群，他們需要外力的支援，使不平衡的勞資關係變得比較平衡，這是勞工立法及組織工會的原意。
在〈工委會〉，我以工人的角度審視全球貿易下複雜的勞動關係，看到了中國農民工離鄉背井失去支援以及地方政府的漠視下，在跨國企業的外商 （大部份是港資或台資） 工作，卻被嚴重剝削，但跨國企業卻亳不理會。部分工人因工業意外或職業病而失去生命，或成為家庭的負累。
生命的奇蹟
〈工委會〉的工作讓我可四處參觀學習。多年來，參加各式各樣的會議，包括在豪華昂貴的國際級飯店和跨國企業高層開會，亦參加過聯合國屬下組織的國際會議，也出入過政府大樓，和總督、總理會面，但我更喜歡在簡陃的旅館和不同民間團體開會，訪談貧窮人的苦況。
我記得剛出來工作時，我曾到菲律賓參加一個工作坊，菲律賓當時還在馬可仕軍政權統治之下。工作坊有實地訪談的安排，我被安排住到垃圾山旁一戶村莊的家庭裡。屋主的太太告訴我們，我們到訪的一周前，屋主突然失蹤，屋主的太太猜測他已遭政府軍殺害。望著屋主的太太及四個女兒，我心裡痛苦難名。這些受苦的故事，比多年後在會議看到有關社運人士的失蹤報告更加震撼。
然而，在工委會工作，我常被提醒：工人固然是受苦者，但卻不要常常將他們「定型」為「受害人」。事實上，人在最苦之地，也可以展現微笑，滿懷希望。很多貧窮的小孩，永遠向人展露微笑，他們衣衫襤褸、蓬頭垢面，但笑容是那麼可愛，是他們告訴我們，甚或安慰我們：「不要失望，要相信有明天」。我還記得在南非曾到訪一個村莊，六成村民都患有愛滋病。在離開村莊時，我們遇到一群小童，他們赤裸腳，衣服破爛不堪，但臉上笑容十分燦爛。有些孩童因換牙而缺了門牙，可愛極了。領隊告訴我們，不知這群孩童有多少在母腹裡就感染了愛滋病。這群孩童貧窮，但心裡滿有喜樂和盼望。這令我相信，那慈愛的耶穌不但和受苦者一同受苦，同時是復活的基督，帶領人走進尊嚴和盼望，向人展現生命的奇蹟。
我就親身體會過這樣生命的奇蹟，遇過兩個連旁人都不相信可以活得下來的工傷工友，一個是全身八成被燒傷的年輕女工；一位是被硫酸燒傷全身及面孔的年輕男子。兩次我都只是和他們相談約五分鐘，然後放下港幣伍佰元就離開。離開時，我對他們的存活一點都不敢奢望。自此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都沒有見過他們，卻在差不多十年後，分別與他們在不同地方重聚。年輕的女工雖然手扶拐杖，卻是面露英氣的弱勢團體的主管，並結婚育有一小孩。
另一位當我們重聚時，面部雖嚴重燒傷，卻堅定地站在我面前，成為工傷服務的積極分子。他還告訴我，當時他受傷時，我曾向他說：「不要怕，我們會幫忙！」令他感到有人支持，就此捱過痛苦的日子。對我來說，他們堅強的生命力令人肅然起敬。在他們的生命中，我看到生命的奇蹟，當人對前景滿懷盼望時，上主的奇蹟就會出現。
政治生活的反思
二○○○年，我當選為地區議會的議員；二○○四至二○○七年，擔任地區議會的副主席。政治生活跟勞工運動很不同。政治生活講求成果，不能只講不做，不然怎向市民交代。政治往往免不了妥協及交易，為的是在議會中得到最大的益處 （社群的益處及個人的益處）。
政治生活必然面對「權力」，人在權力中隨時容易腐化。今天，我說我對權力不太著迷，只是我得到的權力太少而已，以致我還能清醒。我記得也有人將錢放在我面前，我亳不猶疑地拒絕了。這不一定是我「清高」，也可能是我權力太低，根本不敢拿這些利益。我常說假若我是香港行政長官，不見得做得比現任的香港行政長官更清醒，或許我的情況更糟糕。只因我不在其位，可以批評現任的香港行政長官。然而，正因權力使人腐化，亦令我深信民主的制度。誠如神學家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 ） 所述「人有能力尋求公義，令民主可能；人傾向不義，令民主必需」（Man's capacity for justice makes democracy possible, but man's inclination to injustice makes democracy necessary.）。
在香港民主運動的長期奮鬥，至今已超過二十多年，有時畢竟會感到疲倦的，然而，你卻會看到很多上主的工作。有誰可以預測二○○三年七月一日會有五十萬人上街抗議？又有誰可以預見因興建高速鐵路引發年輕人的保護農村運動，引發全港討論年輕人的問題。二○一○年年頭，又有誰想到政制方案在親中派與部份民主派人士各自讓步下，而最後竟修改後通過。這件事在香港極具爭議性，有人認為支持政制方案的人士「出賣」香港人的利益。但我只想說，這件事在二○一○年年初，大家一致看淡，最後結果峰迴路轉，修訂後的政制方案通過後，確實令香港的民主發展，有歷史性的轉向，令歷史不能回轉而走向新時代。用神學的說法，上主改變了歷史，使歷史轉折 （discontinuity）而走向一個新時代。只有這樣相信上主對歷史的介入，我們才能在困境中，懷著希望繼續向前邁進。
（作者現任香港民主黨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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