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基督徒的行動與信念雜誌
思想文化/社會評論/弱勢關懷/文學藝術


【曠野171期】2011年5-6月出刊

本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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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教會擦鞋偽善文化──〈香港回歸基督精神同盟〉的信仰反省與行動
一個香港基督徒政治工作者的自述

復活之樹:苦楝

應許之地如何成為恐同煉獄──從烏干達同志鬥士卡托之死談起
莫內的心靈花園
「諸神」與「一神」──遠藤周作早期文學的創作背景
 
 



 

曠野反思應許之地如何成為恐同煉獄
──從烏干達同志鬥士卡托之死談起

◆吳易叡

烏干達的同志平權運動之父大衛卡托(David Kato),在二○一一年一月廿六日被發現陳屍家中,頭顱被鐵鎚鑿開,得年四十七歲。卡托是烏干達性別弱勢組織(Sexual Minorities Uganda, 簡稱SMUG)的首席顧問,在二○一○年時,烏干達的《滾石(Rolling Stone)》週報發佈了以卡托為首的名單以及照片,公開號召處決這些「讓烏干達得到不明致命疾病」的人士,引起軒然大波,讓週報旋即停辦,政府也下令調查。二○一一年初,卡托贏得了控告《滾石》的官司之後,卻被人以殘忍的手段在家中謀殺。

喧鬧的葬禮

在卡托的葬禮上,司會的牧師湯瑪士穆索柯(Thomas Musoke)說:「世界瘋了,人們正在背離《聖經》,他們應該迷途知返,應該拋棄他們的所做所為,否則同性戀的邪惡會受到上帝的懲罰。」穆索柯隨即遭到另外一批信眾撻伐,他的麥克風被搶走,葬禮上還有位婦人對他喊:「你不應該審判我們。卡托已經回到了創造他的上帝那裡,我們憑甚麼審判卡托?」當地居民拒絕幫忙埋葬,之後才由卡托任職的SMUG組織同事為他下葬,三百人出席的葬禮在喧鬧中結束。
二○○九年初,烏干達研議了一項法律,針對同志之間的行為,法院得以處違法者終身監禁到死刑之間不等的各種刑罰。反同志法(anti-gay bill)在國際間引起了廣泛注意,也促使許多不同的基督教組織做出大相逕庭的反應。不論專家如何暗示這道律法的危險性,烏干達總統Yoweri Museveni ,仍公開支持這項法條。在法條通過之後,許多基督教會聯合譴責法律的不人道,卻也有一群來自美國福音教會的牧師集體到訪烏干達,鼓吹可以改變同志性向的治療。
反同志法激起了基督教界、法律界、人權團體的辯論。然而在烏干達所加深的,卻是不同性向、信仰基礎點不同的人們之間的憎恨。事實上在非洲有高達三十八個國家明定同志為犯罪的各種法律,烏干達的風聲鶴唳在卡托的悲劇發生之前,卻一下子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這個漩渦不單是護教者的鬥法,其中還包含了多股力量的角力,包含了愛滋病防治的矯枉過正、人權運動的高遠理想、保守宗教團體的見縫插針等等。

探源現代社會的潔癖

在烏干達,同志普遍被視為愛滋病的感染「宿主」。一九八二年,第一位愛滋病患者在烏干達被診斷出來,當時在病因不明的狀況之下,愛滋病被稱為「枯瘦病(slim disease)」。當時又由於內戰拖延,第一個愛滋病的防治計畫在一九八七年才開始實施,當時都市地區有百分之二十九的成人為HIV的感染者。在宣導上,ABC計畫教導人們要戒慾、忠貞、使用保險套(abstain, be faithful, use condoms)。在廣泛的治療開始實施前的千禧年初,烏干達的HIV陽性盛行率已經降到百分之五。除了政府的效率之外,民間組織更是功不可沒,例如一開始全由HIV感染者組成的TASO(The AIDS Support Organization),便是全非洲提供相關服務的最大民間組織。
而讓政府的防疫政策風行草偃,則和迅速成長的基督教會密切相關。一八八七年,第一位西方傳教士到達烏干達之後,一百多年間基督教在當地急速發展。兩個世紀以來,傳統信仰和各種基督教派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爭奪信徒,十九世紀末清教徒運動隨著英國的殖民版圖擴展,也逐漸鞏固了福音教派在西非的政教關係。教會能夠迅速擴張,和識字率的提高以及醫療服務的提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殖民時期,政府企圖讓烏干達納入資本主義系統,在未發展的社會中剝削勞工,此時和棉花工業關係良好的英國聖公會傳教學會(Anglica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由於提供了條件較為良好的工作環境,獲得了人民的信賴,甚至是依賴。

化身矛戟的十架

然而一九六○年之後,在烏干達獲得主導地位的,則是從鄉村地區開始發跡的靈恩派教會。脫離殖民地,獨立之後的烏干達也開始尋找一種新的政教關係。靈恩派傳教模式加強了「重生」的會員在地方政治的發言權,讓信仰和政治從此緊密結合。在這種背景之下,信徒的許多觀念例如「救贖」隨著政治意見轉化。學者藉由近身的民族誌方法觀察,在烏干達的靈恩教會系統中,「靈魂」的救贖被轉化為「身體」的救贖。傳統觀念裡的個人拯救也被轉化為集體層次。被稱為「約瑟世代(Joseph generation)」的年輕人,相信「道德」的淨化能夠對國家起革命性的作用,他們不只要救贖自己的身體,還要救贖國家的命運。但是這樣的集體心態也在世代、性別議題上製造出更多的緊張和對立。

過去在烏干達,和其他許多傳統文明類似,同志是見容於社會的。保守教會勢力崛起之後,新的社會秩序也油然而生。同志不但被標籤為所多瑪、蛾摩拉和邪淫的代名詞,也同時矛盾地被視為入侵非洲的西方勢力,也有人認為保守教會的興盛,代表的是次帝國主義(sub-Imperialism) 的崛起。教會不再擔任心靈庇護所,而搖身一變成為道德警察單位。訊息在教會集散的形式除了耳語,還有告密。調查顯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同志們經常遭受勒索和敲詐。這些形式不一的霸凌對人們產生心理上、經濟上和身體上的創傷。許多同志被迫隱居於城市的陋巷,棲身在這些暗無天日的社會死角,任憑醫療資源、行動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被剝奪。卡托的死,據信和普遍流傳於社會的恐同氛圍脫離不了關係。

已停刊的《滾石》所刊登的追緝令為的是紀念反同志法條頒布週年,然而它標記的更是一個為了追求現代性的國家分崩離析的社會。雜誌的負責人相信他們只是在幫助警察做應該的事。常年在險境中奔走的卡托相信的是性別平權的普世價值,烏干達地方政教領袖相信的是他們能夠拯救烏干達。別過臉去的是護衛當地戲劇化的愛滋防治成效的公共衛生專家,還有不斷期許自己成為現代化國家的政府官員。沒有人預期卡托的死亡,但悲劇已然發生。圍繞著悲劇的是不斷鼓譟的諤諤之士,不知為何征討、要征討何物的各路十字軍。而上帝則維持著一如往常的沈默。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精神醫學博士候選人)

筆者按:二○一○年秋,筆者參加指導教授舉辦的非洲工作坊,若不是和卡托曾有一面之緣,曾經握過他真實溫暖的掌溫,他的悲劇可能對筆者而言只是一則船過無痕的新聞事件。僅以此文獻給大衛卡托,還有在全球化脈絡之下,許多價值迫切面臨重新定義詮釋的台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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