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十月十日，在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香港堂，〈從心會社〉及《時代論壇》週報合辦了一個辛亥革命百週年祈禱會，逾七十人參加。
合一堂香港堂的前身是道濟會堂，是孫中山先生在十九世紀末於香港求學期間經常參與聚會的地方，也是教會內外志同道合之士經常討論革命事業的場所之一。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史》有一段有趣的記錄，可以簡單的說明這一點。話說一位有份參與革命活動的日本人宮崎藏寅，他曾經到香港，希望接觸當時的革命團體興中會。當時有人介紹他不如直接到道濟會堂找區鳳墀長老。《合一堂史》直接引述宮崎藏寅的著述，指區鳳墀後來連同友人來訪，並邀請他到道濟會堂，與幾位「同懮之士」聚談。一到會堂，已見屋內擺好筵席相候。「於是圍桌就座暢飲大嚼，議論風發，談到激昂之處，聲震四鄰，豪快之情，不可言狀。直至夜深，踏月而歸。」
百多年後的十月十日，在港島半山般含道的合一堂香港堂，祈禱會一樣的踏月而歸，但那已經不是當年位於港島中區荷里活道的道濟會堂。孫中山一九二三年重臨香港之時，應不曾看過這間合一堂的模樣。
一百年，在歷史長河裡，可夠做些甚麼？或許足夠讓人把一件歷史事件看得清楚一點，辨認清楚事件所帶來的感恩和感慨，一一在禱告裡帶到上主面前。結束千年帝制，建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度，不能不說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可是在往後一百年的日子，中國人能享平安日子的，似乎也非多數。然而，扼腕之處，也不必都算到孫中山的頭上來，終究他也很清楚，「革命尚未成功」。
默觀空間一百年
要看清楚一件事，需要一個距離：是時間的距離，也是地理和政治的距離。太近太遠，都不一定好。兩岸三地的華人社會，在辛亥革命百週年，透露著不一樣的社會氛圍。
的確，台灣早在辛亥革命爆發以前，已被戰敗於甲午戰爭的中國清廷割讓予日本；今天回望，可以說，台灣的被割讓，與辛亥革命的爆發，是來自同一個問題的源頭。直到國共內戰後國民政府遷台，卻又為台灣人民帶來近半世紀的白色恐怖。現在，原本掌握中華民國道統的台灣，在選戰的考量下，各方重提辛亥百年的動機不大，也就自然不過。
至於中國大陸，紀念辛亥革命的活動也在官方嚴密監控之下，順著統戰台灣的思路進行：有關的電影固然必定政治正確；民間的活動稍微可能偏離官方調子，藝術活動也好，校園辯論也好，一概封殺。按照香港的時事記錄片《鏗鏘集》所拍到的片段，甚至有前赴武昌參與辛亥百年學術會議的台灣學者，投訴論文被竄改後印行。而一齣由獲港府資助的藝團所策劃，原訂在北京公演的大型紀念歌劇《中山．逸仙》，也忽然被禁止演出，首演要改在雙十以後於香港舉行。
這次在香港舉辦辛亥百年祈禱會的主辦單位之一〈從心會社〉，社長吳思源在會上分享時，提及他最近有機會去台北參觀國父紀念館，裡面設了編年展覽介紹民國百年的歷史，但發現中間有三、四十年是空白的，令他特別感慨。這也有份催生辦祈禱會的念頭。
在香港，「國父」和「革命先行者」這兩個分別源自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給孫中山的稱謂，倒還可以並行不悖，以至「基督教與辛亥革命」這個兩岸均少碰的題目，香港也有討論的空間。由香港特區政府營運和管理的孫中山紀念館，其中一件經常被人留意的展品，就是他當年的洗禮記錄。
然而話得說回來，香港社會今年談辛亥百年，又是甚麼光景？論數量，或許不少，未到十月，輿論媒體就經常出現辛亥革命的題材，以致有人還以為正當大陸政府擔憂茉莉花革命會否來到中國之時，大談辛亥革命會是一項政治正確之舉。但論到在民間社會的深入程度，這幾年才算是個開頭，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以教會為例，談得最多的是中華基督教會──昔日孫中山在香港受洗的綱紀慎會佈道基址，以及他活躍其中的道濟會堂，後來都歸入中華基督教會。該會自年初起就舉辦了一連串的活動，讓其堂會及學校參加，到十月十日以前，該會更發表了辛亥百年紀念講章，建議屬下堂會使用。然而有份籌辦各項活動的牧師亦慨歎反應冷淡，雖然引起了一些青少年的興趣，但個別的興趣焦點卻是放在孫中山的情史上，像時下狗仔隊關注藝人新聞般。
其實，香港普羅市民的集體思維和社會心態，說不上很有歷史感。殖民地時代也好，特區時代也好，香港總是在中國大環境大變局裡的一個異數空間，多少偉業變革得以孕育，多少人物主張擦身而過。由大量與辛亥革命相關的人士長眠於香港，到二次大戰前國民黨、共產黨甚至汪偽政權均活躍於香港，均足以印證這一點。在近代中國，直到如今，香港在多次重大轉變中都承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不少市民或他們的上一代也可能曾經親歷其中。只不過，他們在普羅港人的心底，並沒有留下甚麼濃重的歷史自豪感，而只有一份猶如默觀禱告般的淡然和世故。
這份社會心態的形成，源於一個長期處於小小狹縫裡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空間，加上很多歷史的偶然。可是，正正因為這份似乎抽離於中國百年政治而卻又感同身受的社會態度，讓小小的香港社會可以在中國百年來的風風雨雨裡，承托起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位分。
找個向主感慨與感恩的理由
站在上主面前，細心回望歷史，香港的基督徒要為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祈禱，原本就不需要甚麼特別的理由。若論參與，當年的革命行列之中，不止孫中山一個是基督徒：「四大寇」之一的陳少白，是浸信會的；被暗殺的楊衢雲，以及有份創辦英文《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起初還叫《南清早報》）的謝纘泰，是聖公會的；義和團之亂以後發動惠州起義的鄭士良，是禮賢會的。當年浴血的烈士，以至當年新政權的要員，也有不少基督徒在其中。即使革命後，道濟會堂的民族情緒仍然高漲，例如出版《大光報》來與孫中山先生當年的南方政府相呼應。
若論意義，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問題，是否要藉著發動一場革命來處理，人人判斷不同，一如當年的道濟會堂，激進溫和主張俱在──有積極鬧革命的，也有用心發展一套中文速記系統，以求促進商業發展來救國的；只不過隨著當年時局的轉變，愈來愈多人加入革命的行列。然而，認識耶穌基督生平的人應該不難明白，人生裡有些事情是比自己的生命更為重要。這一點道理，對於昨日的革命先驅，對於今天以自我為中心的教會和社會，意義一樣的重大。
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的一本近著，記錄了長眠香港的辛亥革命相關人士的塋墓資料。他發現書中收錄的人物中，大部份都是基督徒。他在引言裡曾解讀這個現象： 「早年參與革命、支持孫中山的人，無論是參與武裝起義的青年，以至是捐助革命經費的商人，都以基督徒為多。簡單的解釋，基督徒較早及較多接觸西方思想文化，比較能接受新事物。而基督教是從天主教演變出來的，它本身便帶有反傳統的意味。聖經裡宣揚的是人類平等的博愛、犧牲精神，這正是近代革命理念的基礎，尤其不能忽視的是基督教形成緊密的網絡組織，凝聚力強，通過互相呼應支持，往往能發揮強大的力量。」
後記：
要談辛亥革命、百年中國這樣的大題目，一篇二、三千字的散文，難言可以全面處理。本文的參考資料，主要是從香港本位出發，相信也有助各地《曠野》的讀者進一步了解在香港的視角和空間下，辛亥百年可以呈現出怎樣的面貌和思考。
參考資料：
● 丁新豹，《香港有幸埋忠骨：長眠香港與辛亥革命有關的人物》。香港：三聯書店，2011。
● 王震廷，〈為國為民，愛神愛人：認識辛亥革命，認同國民身分，認定人生目標〉（中華基督教會辛亥百週年紀念講章），《時代論壇》第1258期，2011年10月9日，頁11及13。香港：基督教時代論壇有限公司。
● 余英嶽，〈孫中山的香港足印〉，《明報月刊》，2011年10月號，頁31﹣34。香港：《明報月刊》編輯委員會。
梁壽華，《革命先驅：基督徒與晚清中國革命的起源》。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
●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
● 潘達培編導，〈百年一願（上）〉，《鏗鏘集》，2011年10月2日。香港：香港電台電視部。（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rogramme.php?name=tv/hkcc&d=2011-10-02&p=858&e=154635&m=episode）
● 方曉山編導，〈百年一願（下）〉，《鏗鏘集》，2011年10月9日。香港：香港電台電視部。（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rogramme.php?name=tv/hkcc&d=2011-10-09&p=858&e=155419&m=episode）
● 劉紹麟撰文，合一堂史編輯委員會編訂，《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史：從一八四三年建基至現代》。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2003。
● 潘樂敏、甄敏宜、黎嘉晉採訪，〈辛亥革命，與你何干？〉，《時代論壇》第1258期，2011年10月9日，頁1。香港：基督教時代論壇有限公司。
（作者為香港《時代論壇》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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