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5日，除夕的4天前，晚上七點半左右，約三百名關廠工人從勞委會分成兩隊〈步行與搭乘捷運〉到達台北車站。幾個小時前，他們在勞委會前進行了2013年的第一次會員大會，勞委會對他們而言不只是一個官府衙門，也是這十幾年來縈繞在他們生活的一個生殺判官。
被自己國家控訴的關廠勞工
會員大會上他們掛起「撤告」兩個大字，三百多名關廠工人身著與十六年前一樣的「悲」、「怨」、「恨」、「幹」，集體表決拒絕近在咫尺卻不願出面說明的勞委會官員給他們的「施捨方案」。勞委會的官員把現場所有媒體邀請到建物內，留下他們兀自頑抗。
眼淚已難為這橫跨十六年的陳年舊帳下一個註腳，站在勞委會前面，他們看的不是眼前的大樓，而是接下去路要怎麼走。回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當周遭的親人因為自己而被捲入訴訟之中，尤其當自己被國家控訴的時候，「年」是很難過的。台北車站內第三月台上，一排排的警察把他們圍起來，對向列車隨時會進站，即便如此，跳下月台也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當自己已經變成家的累贅，當自己在這體制之中看不到任何出路的時候，他們只剩下身體可以跟這個社會搏鬥，如果死了也倒好的念頭浮現，臥軌是被逼的，而且同一群人，十六年間已被逼著躺在軌道上兩次。
債留台灣禍留勞工的不肖資方
一九九六年，國內製衣大廠聯福公司將資本外移越南、泰國甚至南非，一夕間突發性關廠，雇主脫產遠走他方，積欠四百名員工大批退休金與資遣費，開啟了廠商重大惡性倒閉的序幕。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八年間，福昌紡織、耀元電子、興利紙業、東菱電子、太中工業等工廠陸續惡性倒閉，資方同樣積欠大批工人退休金與資遣費離去。
由於「勞退舊制」的退休金與資遣費，須靠資方按月提撥員工薪資的2~15%作為準備，在政府未落實查核、資方刻意積欠的狀況下，這些工人工作二、三十年的棺材本一夕間化為泡沫。因資方潛逃、脫產，工人起而集結對政府訴求希望政府能介入「代位求償」，以先墊償資方積欠之退休金與資遣費，再由政府向資方追討的方式，來協助他們拿回本來就屬於他們的權益。面對工人苦求，政府消極處理。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聯福製衣關廠工人於台鐵桃園八德路段被迫第一次臥軌，希望能要回公義，開展此後一連串激烈抗爭。
虛情假意始亂終告的官府
一九九七年勞委會主委許介圭提出「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用「就業安定基金」來發放資方積欠之退休金與資遣費，並再由政府以「代位求償」的方式向資方追討。故其雖然名為「貸款」，但許介圭向工人保證不須清償，政府也不會追討。關廠工人在勞委會上下官員不斷保證與勸說下，始向勞委會申請該筆墊償金。
然而，二○一二年六月，也就是工人取得墊償金的15年後，勞委會片面解釋該項墊償金實為「消費性貸款」，並以法定追溯期將屆為由，對工人提起訴訟，要求關廠工人連本帶利償還該筆款項，使工人從十六年前的討債變成欠債。
六月開始，關廠工人又回到勞委會陳情、在台北街頭六步一跪、在總統官邸外陳情，時光彷彿拉回十六年前，但是人的年紀更大了，訴求也從「代位求償」變成「撤告」。勞委會主委潘世偉承諾將於年前提出解決方案，但二○一三年二月五日潘主委於「就業安定基金委員會」中僅提出「369折扣還款方案」，針對中低收入戶或是一定年齡以上之關廠勞工給予三成、六成、九成的折扣。意含勞委會僅針對窮的、老的、死的、無還款能力者，施予特別之「恩惠」免除其部分債務，模糊掉這筆錢本就是勞工的權益，沒有打折的空間，同時也迴避了政府維護工人權益的職責。「施捨方案」不僅踐踏了工人尊嚴，也逼得他們不惜一死相拚。
台灣經濟奇蹟的背後悲劇
關廠工人們走到這步，是可憐嗎？是需要同情嗎？
換個角度來看。一九六七年，台灣製造業的國內生產毛額(GDP)首度超越第一級產業農林漁牧業的加總，開啟往後興盛三十年的工業時代。一九九六年，聯福製衣關廠的那一年，是台灣製造業輝煌了三十年的最後，產業成長性衰退、競爭加劇、利潤減縮，雇主傾向「西進」與「南進」來維繫代工利潤。關廠工人所象徵的是「第一代工人」在產業成長衰微下的第一波受害者，也是最戲劇化地開創了台灣「經濟起飛」，自己卻「墜落」的悲劇角色。然而，這個悲劇只發生在他們身上嗎？
一九九○年代開始，「經濟發展」與薪資成長、人民福祉、產業提升脫鉤，資方利潤與勞工權益變成零和，資方漸以壓榨勞動權益來獲取利潤。至今我們始發現在過去十多年間，台灣實質薪資不增反減、彈性的雇傭方式逐年攀升、勞動權益下降、失業急劇增加，人民對未來無望，這是結構之惡。關廠工人不幸為第一波犧牲者，而我們只是隱而未顯地被犧牲而不自知。
與哀哭的人同哭談談而已嗎?
在躍下月台的當下，最可怕的不是正進站的列車，不是慌了手腳的警察，而是對向月台上滿滿對關廠工人喝斥「我要回家」、「滾回去」、「抬走」、「壓死他們」的旅客。原來相對於「他們」的「我們」是這樣的，而他們的苦誰來憐憫? 他們需要的公義誰來彰顯? 他們所承受同樣也是我們所承受的結構之惡誰來看到？
這個場景不是有點熟悉嗎？在那日，各各他山上群眾呼喊「釘死他」的吆喝聲中，有一個無罪的人被釘死了；在那日，奧斯威辛集中營中，眾人看著絞刑台上掛著的男孩，有人問說上帝在哪，有人回應說就掛在那裡。
在這些無罪的人步入死亡的時候，我們在哪裡？會怎麼做呢？我們會與哀哭的人同哭嗎？我們會背起十架，與臥軌的人同臥軌嗎？還是，我們會選擇當個置身事外的「我們」呢？
(作者為台大經濟所研究助理，大坪林貴格會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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