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只有九個多月的天主教教宗方濟，被美國《時代》雜誌選為二○一三年風雲人物，可謂實至名歸，他的當選，贏得全球媒體的稱許。
二○一三《時代》風雲人物
作為一位福音信仰的牧者，撰文書寫要從天主教教宗身上有所學習，筆者承認不是易事。畢竟我們高舉福音信仰，不滿昔日教廷的偏差而分離抗議出來，怎能向一位與我們分道揚鑣的領袖學習？筆者認為人人皆可為學習對象，毋須介懷對方的信仰與背景；別異宗教或政治領袖，不一定其為人與主張皆須樣樣認同，方能學習。只有心胸狹窄的基督徒，一聽到天主教或異教就視之為仇敵的，才不屑向對方學習。
不少教會領袖對世俗媒體存有戒心，甚至認為外界媒體刻意醜化教會及其領袖；不同媒體有其背後意識形態與市場定位，從來不會對教會友善，或有些不太友善。美國《時代》雜誌亦是。教宗作為年度風雲人物的，這回只是第三次，教宗約翰二十三世在一九六二年當選是首位；教宗保祿二世在一九九四年當選則是第二位。
信耶穌得鑽石？
取得世俗媒體的肯定，並非教會領袖追求「名氣」的目標；然而把教內媒體與世俗媒體作一比較，可能我們的媒體更是不濟，我們追捧「名牧」或「名氣信徒」的標準更不及外界。
當我們以教會增長或「成功特會」，或更甚如郭美江牧師「信耶穌得鑽石」的偏差教導，作為招徠時，世俗評價卻是教會領袖是否真正關懷弱小，批判制度化不義，並以身作則，履行信仰價值？
三樣事值得我師
筆者從教宗方濟身上，看到有三方面值得華人教會領袖學習：
1.社會的看護者
有些教會領袖對牧養有偏差而狹窄的理解，認為自己好好服事堂會內的信眾便足夠，堂外未信人士只有「傳福音」的特定關係。教宗方濟向我們示範，牧養就是作受造世界的「看護者」。他於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就職彌撒的講道，就以耶穌的父親約瑟表明看護者的使命。
教宗方濟明言：「看護者的聖召不僅關乎基督徒，它還關乎整個人性幅度，它關係到所有人。我們應看護所有受造物及它的美麗，就如我們在創世記裡所讀到的，也像亞西西聖方濟告訴我們那樣。尊重上主的一切受造物和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環境，意味著看護別人，關心所有人，用愛去關心每一個人，尤其是孩子、老人和那些最弱小的人；事實上，他們卻往往處於我們心靈的邊緣地帶。」
當教牧放棄了社會「看護者」的責任，我們對受造世界的一切不再「尊重、信任、看護」，自然是「人心就會變硬」。教宗方濟了解罪性「破壞和扭曲男人及女人的面貌」，他「請求所有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中負有責任的人，以及一切有善意的男女，作受造物的看護者，因為上主的計畫就彰顯在受造物之中。作他人和環境的看護者，不允許我們讓那些死亡和毀滅的咀咒，橫行在我們的世界。」
教牧要作鄰舍的看護者，同樣要守護個人內心，不容「仇恨、貪欲、驕傲」等讓我們的生命變得骯髒。教宗方濟就任後，《時代》雜誌讚揚他有別於過往教宗，生活樸實，拒絕排場與特權，不穿名貴的紅鞋，拒絕乘坐教宗專用賓士房車。他坐言起行，改用老舊的福特汽車，選擇居於旅舍而捨棄教廷宮殿，活出一位平民化的教宗，因而配稱為「人民的教宗」。
有些教會領袖以為作社會的看護者，只個人化地參與在扶貧、救災、捐獻與慰問等行動中，不少也做得不錯。然而，來自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教宗方濟，他明白社會罪惡，不是個別地做善事便能處理，他不畏強權，高調地批判全球資本主義的貪婪，指斥制度化的罪惡。他譴責目前經濟體系建立在不公義基礎上，基於市場「暴政」，其中金融投機佔據最高地位。
當教宗方濟選擇與窮人在一起，他擁抱貧困人士與患病者，他贏得了社會的好評；當教會領袖選擇與有權有勢者為友，對社會不義噤若寒蟬，不敢冒犯，在別人心裡評價可想而知 !
2.教會的改革者
教宗方濟背負歷史悠久與體制龐大的天主教會，會眾佔全球化人口百分之十七，領導職責不輕。近年來，天主教教會面對醜聞不斷，要求改革的呼聲不絕，教宗方濟卻能從容地向公眾展示領導實力。他選擇不把己身限制於建制之內，走近群眾；他呼籲教會「走到街上而受傷、憂傷和骯髒，而不要故步自封，只顧本身安危而不健康。」
教宗方濟帶領教會「走出安舒的殿堂，去到街上」，正是近十年來歐美教會倡導「使命教會」（Missional Church） 的關注與方向。教會的本質由使命界定，當教會只為本身的利益與發展，而不斷運作，教會反而失掉其影響力。內向型堂會只是建造華麗的大教堂，卻失掉了「道成肉身」與人同在的使命。
「自閉」式教會領袖躲在名銜、職位、權力與組織背後，感到安全，信奉「蕭規曹隨」，過去這樣做，現在這樣做，將來也是這樣做。不少教牧常劃地為牢，自我限制可以發揮的領導力。教宗方濟則表明教牧可「破格」、可「走出去」!
《時代》雜誌主編吉布斯（Nancy Gibbs）讚揚方濟出任教宗短短九個月，已改變了梵蒂岡教廷風氣，要求教廷履行「醫治的使命」，而非作「教義的警察」，一改世人對權力鬥爭與性醜聞的負面成見。教宗方濟不迴避當今具爭議性的課題，如貧富不均、公平公義、透明度、現代化、全球化、女性角色、同性婚姻、墮胎等。
教宗方濟面對這些課題，並未改變教會原有教導，仍持守傳統信仰價值，他改變的是態度，這正是教會領袖要學習的。當我們面對同志運動衝擊，或「多元成家」的挑戰，多表現的是「道德的警察」，要在「文化戰爭」中運用一切人力、物力打壓對方。教宗方濟不曾放棄教會原有立場，然而他表現寬容、慈悲對待墮胎婦女、避孕和同性戀人士，並非譴責定罪的態度。
方濟未選為教宗前， 二○一○年時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總主教，站在天主教會立場，反對阿根廷同性婚姻合法化，先後發言譴責阿根廷政府。二○一三年七月，教宗方濟訪問巴西，被問到同性戀問題時，他回答：「如果有人是同性戀，而能懷善心追尋上帝，我有何資格論斷？」二○一三年九月十九日，方濟再度表示，教會要寬容慈悲對待墮胎婦女、避孕和同性戀人士；方濟認為同性戀群體應受到有尊嚴的對待，這得到輿論的高度評價。華人教會曾否有尊嚴地看待同性戀群體？值得我們反思。
方濟嘗試帶領教會走出陳舊的框架，以「行動語言」向世人展示關愛。教會要理解社會不需要教會只有「道德的警察」一面，還需要有「醫師」與「助人者」等不同角色。教會的失敗在於我們淪為只有與對方誓不兩立的角色。同志不是我們的敵人，魔鬼才是；在我們要展示反對同性婚姻的力量時，同樣表明對同性戀人士的接納與關愛，是我們必須學好的功課。
3.喜樂的傳道者
方濟於二○一三年十一月發表了長兩百二十四頁的勸諭《福音的喜樂》，作為教會改革的「願景宣言」，指出「我想在這裡表達的，是具有綱領性意義和重要的影響」。他期望教會成為：「更以傳道為本、更慈悲為懷，以及更有勇氣去改變」。
首先，教宗方濟有意開展以喜樂為特徵的傳福音新階段。教會要以恢復福音原始的清新為起點，進行有創意和大膽的更新；改革後的教會應是一個開放、殷勤及仁慈的教會。
教宗方濟號召教會要「敞開大門」。教會是仁慈而非判罪的地方，福音的宣講必須具有積極性質：關懷、尊重、同情、耐心。方濟更提出，「讓教會成為先知性的聲音，能夠大膽說話，也能逆流而上。」方濟不忘幽默感，他形容：「傳道者絕不能看起來像一個剛從葬禮回來的人！」
教會領袖不能自閉
教宗在勸諭中強調教會以窮人為選擇對象，指出忘記窮人的基督徒團體注定會瓦解。教宗於二○一三年十二月聖誕日講道，提及耶穌降臨時，謙遜的牧羊人是最先見到聖嬰的一群人，「因為他們是來自社會底層的邊緣人」。我們要思考教會裡的貧窮信徒在哪裡 ? 如果教會中產化而失掉了窮人，我們在傳一個甚麼樣的福音 ?
教會領袖不要自閉，局限於小圈子的局部思考與看法，更重要的是走出堂會，不畏艱難，不受制於環境與傳統，才能喜樂地把福音帶到世界去 ! 教宗方濟在新勸諭《福音的喜樂》說到：「當我們逃避、隱藏、拒絕分享，停止給予，並讓自己困守在舒適當中，我們不會活得更好。這樣的生活無異於慢性自殺。」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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