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八月，我有一次塞上之行。在陰山的腳下，遇到了一位隱居鄉間的老教授。他是當年的「反革命分子」，被流放到偏僻的大草原上牧羊二十八年。在他的書房裡的書架上，掛著一張複印的、有些模糊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個囚犯模樣，穿著破舊，面容削瘦，神情冷漠的外國人。我沒有認出這是誰來。老先生對我說：「他是索兄。」我還是沒有聽明白，仔細去看照片下面的名字，一個熟悉的名字映入眼簾：原來就是你—— 索忍尼辛。在這位異國作家的照片旁邊，老教授流著淚給我講起他二十八年流放的生涯，我也流著淚傾聽。這是真正的「三人談」──索兄，我們凝視著你的眼睛，苦難的、寧靜的眼睛，我們的心靈交融在一起。
人與「人」
索忍尼辛說過：「人的地位是平等的……個人的命運體現在千百萬人中間，千百萬人的命運集中在個人身上。」瑞典皇家學院秘書卡•基耶羅在一九七○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詞中認為，索忍尼辛的創作包含了「人道主義的精髓」。
在血淚凝聚成的《古拉格群島》中，最震撼我的卻是一個小小的插曲。被捕後的第二天，你和一群囚犯一起被押送著步行到某個營地。同行的有六個俄國士兵和一個德國平民。押解隊隊長要你拿起自己的箱子，那只貼著封條、裝著你的軍官用品和全部書面罪證的箱子。
這時，你想，自己是一名軍官，怎麼能夠拿著箱子和空著手的六名列兵以及一個戰敗民族的代表一起走路呢？你對隊長說：「我是一個軍官，讓德國人拿吧。」
隊長命令毫無錯誤的德國人扛起了箱子。德國人很快就累了。他把箱子不斷地換手，一手按住胸口，向押解人表示已經拿不動了。和他並排的六個士兵不用押解人員的命令，接過箱子輪流拿著走。只有你除外。
那時，你還在為自己感到自豪：「我的被捕不是因為偷竊，也不是因為背叛祖國或者臨陣脫逃，而是因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史達林的惡毒的秘密。」那時，你絲毫沒有因為自己的箱子被別人拿著而感到內疚：「如果走在我旁邊的那個陷蹋的臉上長滿茸毛、眼神充滿痛苦感受的人，當時用清清楚楚的俄語責備我，說我使自己凌駕於別人之上，說我傲慢自大—— 那時我是不會理解他的！也許我乾脆聽不懂他說什麼。要知道我是一個軍官呀！」
很久以後，你在古拉格群島裡經受了重重磨難，你開始深刻地反省：軍官跟士兵難道不一樣都是「人」嗎？是誰不知不覺地將人分三六九等？是誰將「好人」可以奴役「壞人」的觀念灌輸到自己的腦海裡？你的文字是如此地嚴酷：「我自以為具有無私的自我犧牲精神。然而卻是一個完全培養好了的劊子手。」你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的靈魂，你在控訴自己：為什麼會自然而然地認為「我」是高人一等的「人」？你不再把自己當作軍官，也不再把自己當作知識分子，而僅僅把自己當作一個「人」。
你從天上看見了深淵——「自由」的心靈其實是不自由的，「健康」的精神其實是不健康的，「平等」的準則其實是不平等的。我們並沒有解放自身，每個人都身兼了被迫害者和迫害者的雙重角色。而你，無比尖銳地指出了這一點：世界上，只有相同的人，而沒有人與「人」的區別，誰也沒有權力將人當作非人。讓德國人拿箱子就是一件罪孽。理所當然地歧視無辜的德國平民、歧視下層的俄國士兵的思路，跟站在金字塔頂端操縱殺人機器的史達林的思路沒有本質的區別。今天，可以強迫他人替自己拿箱子，明天就有可能自以為是地剝奪他人的生命。只有經歷了古拉格的苦難的人，才會作出這樣的反思。
我想像你在古拉格群島裡，一邊扛著石料一邊在內心譴責自己的情形。你是最清白的一個人，可是你不放過自己的罪過。你是知恥者近勇—— 這是怎樣的一種大勇啊!你發現自己的身上居然也有跟迫害你的兇手們相通的地方。這個可怕的事實是如何產生的呢？思考到這裡，就觸及了極權體制的核心：究竟把人當作人性的「人」還是工具的「人」來看待？反抗者不能用體制所給予的倫理來進行反體制的戰鬥。
一九九三年，你被驅逐出境長達二十年之後，在準備歸國的前夕，對俄羅斯《文學報》駐巴黎的記者談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話。對於俄羅斯的變化，你沒有一般人所想像的喜悅。這是一席不合時宜的話：「每個人都必須悔過，說清罪孽，說出他怎樣參與了欺騙。必須從此開始。不必指責誰和定誰的罪。不是我寬宏大量，人們自己不應該原諒自己。我在作品中作了許多悔過。我不能替你們悔過，你們也不會替我悔過。進行寬恕不是因為我，而是因為每個人，因為上帝。」你還說：「我們應該對受難者履行紀念的義務。沒有紀念，人民的歷史就不存在。有人問我：我是否會上我的勞改營地去。我回答：這是個別問題，今天活著的人民正在蒙受痛苦，他們需要幫助。」
可憐的「孩子」
在人類的文明史上，如果說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是十九世紀最輝煌的樂章，那麼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則是二十世紀最悲愴的史詩。苦難深重的二十世紀，沒有比《古拉格群島》更沉重的作品了，雨果的《悲慘世界》中的「悲慘」，與之相比輕若鴻毛。《古拉格群島》裡一個接一個的悲慘故事驚心動魄，而我的目光卻停在「拿衝鋒槍的孩子們」這不起眼的一章。
守衛你們的年輕士兵，是出生於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的、沒有見過戰爭的、端著新式衝鋒槍的孩子們。你恨他們嗎？不，你可憐他們、同情他們。「每天早晚兩次，我們和他們拖著沉重的腳步一起走路：每天早晨，我們都無精打采地走向我們和他們都不需要去的地方，我們走在路中央，他們走在路兩旁；每天傍晚，我們打起精神往回趕路，我們奔向自己的畜圈，他們也奔向自己的畜圈。雙方都沒有自己的真正的家，所以這些畜圈也就等於大家的家了。」
然而，士兵卻無情地向你們開槍，無須事先警告就可以直接用衝鋒槍向你們射擊。政治指導員向士兵們訓話時說：「我們體現祖國的力量和手握懲罰之劍。因此，我們必須堅定。不應該有任何溫情，不應該有任何憐憫！」在這樣的教育下，孩子們長大了。
你用那雙比刀還要銳利的眼睛看著他們：一定要朝著倒在地上的逃跑者的頭上踢幾腳的孩子們，從戴著手銬的白髮老人口裡踢掉麵包的孩子們，眼看著應該被銬住的逃跑者在滿是木刺的車廂裡滾來滾去、臉上出血、頭上被撞破，而絲毫無動於衷的孩子們……你終於發現：「這些孩子們的全部力量就在於他們的無知。」無知導致愚昧，無知導致殘暴，無知導致無情。而極權主義的工具和走狗所具備的起碼條件就是無知。
在戒備森嚴的肯吉爾營，有一天，白天，根本沒有任何逃跑的跡象。一個叫麗達的西烏克蘭姑娘利用勞動空隙洗了一雙襪子，拿去晾到障礙地帶前沿的斜坡上。這時，瞭望塔上的衛兵立即舉槍上肩，一槍把她打死了。這樣的事情每天都在古拉格群島裡發生著。你痛切地反問道：「應該不應該在執行命令的時候相信別人勝於相信自己的良心呢？這難道不是二十世紀的主要問題嗎？」而一位覺醒的士兵在給你的信中寫道：「年輕人當中有各種各樣的人。當然，也有狹隘、無知、盲目憎恨囚犯的、死認真的人。……但大多數士兵則是些漠不關心的人。」
充當殺人兇手的孩子們，日子並不比囚犯們過得輕鬆。你是受害者，你卻以博大的胸襟去挖掘施虐者身上的悲劇性。你知道，他們與你們一樣，都是那雙看不見的魔手的犧牲品。魔鬼總有辦法使惡行顯得崇高，而被權力所異化的孩子們舉起了槍——懷著一種徹徹底底的神聖感。
在勞改營
「勞改」是極權主義國家剝奪先知者自由的主要方式之一。無論就時間還是空間向度的意義來說，勞改都是一種被迫和強制。「勞改」這個詞就很有意思。勞動本來是人類的天性，即使為了最低限度的生存。何況進入文明社會以後，勞動自身就已具備了樂趣。思想也是一種勞動，一種最有樂趣的勞動。然而，國家機器卻將神聖的勞動作為改造人、懲罰人的手段，這是對勞動本身的侮辱。有了「勞改」，必然就有「勞改營」。勞改營是檢測思想者思想硬度的最佳處所。
你發現，古拉格群島比傳統的監獄更加可怕，它的可怕之處就在於：在勞改營的環境裡，人永遠不可能是「人」。這正是建立勞改營的目的。在監獄裡，一個人獨自面對著自己的痛苦。即使痛苦是一座大山，囚徒也必須把它吞下，習慣於它、消化它、被它消化。你充滿感情地寫道：「人們在監獄裡變得多麼有趣啊！」進監獄是一種道德修養的最高級的形式。它永遠能使個人變得高尚。與歲月和四壁進行單槍匹馬的搏鬥是一番道德的磨煉，如果攀登的話，這將是一條向上的道路。
對偉大的心靈而言，傳統的監獄是天堂，蘇聯時代的流放地—— 古拉格群島則是地獄。你如實地記錄下了這一切：「麵包掛在松樹上，去把樹砍倒吧!麵包埋藏在礦井裡，爬進去開採出來吧!你還顧得上思考自己的痛苦嗎？思考過去和未來嗎？思考人類和上帝嗎？……勞改營生活的安排使得嫉妒從四面八方啄食著你的靈魂，即使是最有抵抗力的靈魂。」然而，在這貶低勞動和勞動者的地方，在這思想成為生存的累贅的地方，你的喉嚨依然在歌唱。
地下寫作
你給自傳起了一個很奇怪的名字：《牛犢頂橡樹》。牛犢的力量是微弱的，而橡樹則牢牢地紮根在大地上，牛犢的所作所為也許毫無意義，但它仍然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我不禁聯想起其他幾個意象來：填海的精衛、逐日的夸父、舞戚的刑天和推著石頭上山的薛西弗斯。就俄羅斯的文學傳統來看，所有偉大的作家都是頂橡樹的牛犢。你寫道：「對於為真理而憂心如焚的作家們來說，過去和現在的生活都從來沒有輕鬆過（將來也不會!）：有的人被誹謗困擾，有的人死於決鬥，有的人家庭生活破裂，有的人破產落魄處於難以擺脫的貧困之中，還有的人被關進瘋人院，老死獄中。」當幾乎所有西方的「進步」知識分子都對蘇聯帝國頂禮膜拜的時候，你卻開始用那對還不很尖銳的角頂橡樹。
人類的寫作分為兩種，一種是天上的寫作，一種是地下的寫作。天上的寫作是被養起來的御用文人的寫作，他們生活在無憂無慮的天國裡，按照領袖的意志寫作。
另一種寫作就是地下的寫作，就是以你—— 索忍尼辛為代表的寫作。在集中營裡，你毫不遲疑地寫作：「我已在不可悉數的題材面前椎心泣血，目睹的一切我把它們當作難以辯駁的事實接受下來，深刻地加以理解，不僅不會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連一行字也需要我付出頭顱作為代價。」同時，地下寫作也獲得了強有力的優越性，地下作家的筆是自由的，不去想像書刊檢查官，也不能想像編輯大人，面前除了材料沒有他物，除了真理，沒有什麼在頭上回蕩。地下寫作甚至沒有讀者，於是純粹靠信念來支撐，你深知自己的工作不會是徒勞的，你的作品矛頭所向的那些人終於會垮下去；你的作品也如同肉眼看不到的潛流奉獻給另一些人，而這些人終究會覺醒。
你寫完了一部又一部作品，有的寫於勞改營，有的寫於流放中，有的寫於恢復名譽之後。想方設法怎樣保全這些作品，比寫作本身還要耗費你的精力。煌煌巨著《古拉格群島》是一章一章地帶到西方發表的，寫作的時候「像大地和書桌都在燃燒似的」。甚至在進行最後的編輯和加工時，你自己一次也沒有看到過全書的手稿合在一起，沒有在同一張書桌上放過全書。
如果說十九世紀俄羅斯最偉大的作家是杜思妥也夫斯基，那麼二十世紀俄羅斯最偉大的作家就是索忍尼辛。這兩位作家最偉大的地方在於，他們的作品始終在揭示「處於備受屈辱時刻的人的品質」，體現了對不可摧毀的「人的尊嚴」的肯定和對破壞這一尊嚴的企圖的批判。
（作者為旅美中國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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