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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角／吞下哀愁，保住美麗，迎向陽光
──後「太陽花」與「反核四」公民運動的前瞻

◆蘇南洲

在四月十日「太陽花」退離立法院「出關播種」及二十二日林義雄先生展開「停建核四」訴求的無限期禁食之後，馬政府在社會壓力下選擇「先立法，後審議」及「核四停工、封存」的政策轉向，但台灣民眾對馬政府的信任度仍十分低迷。

心和血的錘鍊

以林義雄一生為台灣民主所遭遇的血淚經歷及其《心的錘鍊》一書所傳達出他人格之堅毅，大家都知道，他的「禁食」就是「絕食」；他的「無限期」，就是「至死方休」；他的「反核四」，就是身為父親悍衛子孫免於核災恐懼的宣誓。

在林義雄禁食到達絕頂的六天後，他在至親的攙扶下，到北宜墓園探望1980年慘死於台北信義路自宅中（今義光教會）的母親和兩個稚齡的雙胞胎女兒，一路無語，恍如拜別。

最後林先生到台大醫院「調養身體」，在馬政府宣布「核四停工」之後，為了避免台灣社會陷入官民「對立」與「撕裂」，而宣告結束禁食，回家休養，才讓台灣社會集體情緒從革命邊緣漸漸緩和、拉回，讓自三月中旬起即揪著心過日子的上千萬人民暫且卸下愁顏，回歸日常運作。

感念二二八母親們

1991年母親節前後，我為二二八遺孀舉辦四場全台巡迴音樂會，以安慰這些受苦的母親們，也曾親身赴嘉義、花蓮、台南探訪她們，包括畫家陳澄波的妻子張捷女士、律師李瑞漢的妻子邱己妹女士、醫師張果仁的妻子張玉蟬女士、醫師張宗仁的妻子葉蘊玉老師、法官吳鴻祺的妻子楊毛治女士、屏東市副議長葉秋木的妻子(人稱牧師嬤，葉餘香牧師為其遺腹女)等人。

猶記得在陳重光老師陪同下探訪其母張捷女士時，她還再三叮囑我們：「小心外面壞人很多」。1947當年，陳澄波因「和平使者」獲罪，被國軍槍決在嘉義火車站前。在風聲鶴唳的戒嚴年代裡，張捷女士忍下屈辱，懷著深深的恐懼，護住她的兒女們，教導他們在困境中求生存，更在社會上受人尊敬。她又細心而堅定地保藏了陳澄波大大小小的作品，直到1992年台灣百合綻放，處處散發希望的香氣時，經過了近半世紀，她終於看見這些完整保存的畫作可以重現陽光，看見它們被公開地讚賞與評論。

布拉格的美麗與哀愁

2004年春我造訪布拉格，那是一個既美麗又哀愁的城市，無論是宗教改革先驅、首任理查大學校長胡斯（Jan Hus, 1372-1415）因對抗教皇威權而遭火刑的壯烈故事，或是終於失心瘋的捷克音樂之父史麥塔納（Bedrich Smetana, 1824-1884），他的代表作也是我在布拉格市政廳所傾聆，至今常縈耳際的《我的祖國》交響詩。

不管是舊城廣場的卡夫卡咖啡座，理查大橋下的伏爾他河(又名莫爾島河，River Vltava, die Moldau）河畔，城堡區的教堂建築群或縱橫羅布巷弄的青石板路，在在洋溢著這座城市深邃而有格調的美麗，但論起她的歷史，又不得不為她近千年來夾在列強間求生存與尊嚴的哀愁陷入長歎，因為她歷代的賢者能夠吞忍下一路的「哀愁」，行止得方，才能讓後代子孫得以保有如是美麗的家園。

六四與二二八的思考

最近被中國流放美國的作家余杰來台講演，他與被判坐監十一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交情甚篤，這幾年出版了好幾本直指中國領導人假開明表相的書，都被中國政府列為「禁書」。余杰新近提出一個命題：「六四問題的解決，是中國未來民主化的開端。」果真如此，那不知「二二八問題的解決，是台灣民主化的開端。」的命題，是否也成立？

然而，「陳述問題」和「解決問題」是兩回事，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當然，「問題」如病灶，需要被面對、診斷、下藥或開刀，絕不能諱疾忌醫，病拖久了，容易併發出一些其他症狀，越拖只會越難根治。

歷史或社會性病症也是同樣道理，盤旋台灣上空四十多年的二二八陰霾，在解嚴前後的1990年，〈曠野社〉發起〈二二八平安禮拜〉，其起心動念在於捨政治訴求的「平反」而直取宗教心理的「平安」，即是盼望早日「解決問題」，而非在「陳述問題」上打轉。隨後組織〈二二八家屬團契〉及〈二二八關懷聯合會〉，努力建構二二八的主體性，辛苦地與官方周旋，展開步步艱難的建碑建館、真相調查、賠償道歉及文化教育等工作，其目的不外企期逐一「解決問題」。

前些時有香港《突破書誌》同工多人，為了幫助香港年輕人面對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的歷史難題，來台採訪一周，深入了解當年〈曠野社〉如何啟動台灣朝野各界處理二二八問題的解決之道，以作為香港人的借鏡，用心十分難得，但盼「平安」的福音不僅能光照台灣大地，也能早日與中國所有人民同在。

設身處地，感同身受

五月十三日越南台商受到反華暴動波及，損失慘重；二十一日台北發生捷運車廂隨機砍人的重大傷亡事件，政府和社會都因無前例經驗而陷入慌亂，有位權者推諉卸責，甚至還說謊編故事，媒體名嘴則交相指責，莫衷一是。

多年前曾有牧師問我：「如何幫助二二八家屬？」我的答案是：「設身處地，感同身受。」其實上帝造人的同時，也給人造了一顆「心」，一顆可以與別人同理的「同理心」。無論有無經驗，當有人「受害」時，只要我們真能「設身處地，感同身受」，便多少可以體會到受害者的感受與需要，只要我們願意陪伴受害者捱過困境、穩住心緒、不致孤單與匱乏，多半也能得到他們「同理」的回應，這是我多年陪伴二二八難屬的心得，也許可以用在陪伴其他受害者身上。

當社群遭遇困難的時刻，更需要領導人有擔當。在法律上有則「代位求償」的法例，以前述二例，只要政府向越南台商及捷運死傷者提出「代位求償」的意願及辦法，表示政府的肩膀足以作為受害者的依靠，願意為受害者挺身而出，這樣一來，民心必安，四海必歸。否則，人民納稅又授權政府聘用公務員，所為何來?

我們只有一個美麗的台灣

值此馬執政滿六年之際，再過不到兩年，台灣必將另有新局。為今之道，與其花盡力氣去和無能又無感的巨塔政府抗爭，不如先忍下哀愁，集力對社會現狀各層面進行通盤檢討，找出有待突破及面對的課題，並推估未來二、三十年的國內外情勢變化，進行願景規劃，依既有的優缺強弱項，按各級產業、文教、內政、國安等等諸多層面所需，詳細研擬方法、策略、步驟，待可行之日，逐一踏實踐行，必能如期如質地到達桃源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