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人是以猶太人的身分被迫害，他就必須以猶太人的身分來捍衛自己。不是作為德國人，不是作為世界公民，不是作為人權的擁有者，或其他。」──Hannah Arendt
2013年很「漢娜•鄂蘭」！全球上映以來即獲高度矚目的傳記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去年10月終於在台灣首映，而早在8月，鄂蘭最具爭議性與知名度的作品《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也由玉山社出版。在台灣社會對官員們一貫以「依法行政」或塘塞卸責或實質壓迫感到厭煩之際，電影主打「邪惡的平庸── 揭開依法行政背後的無思極惡」，引導觀眾隨著鄂蘭探討惡的本質，反思黑暗時代的人們如何面對自己的良知與責任。
以艾希曼審判為主軸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是猶太裔女性政治理論家，曾受教於當代大哲海德格，在雅斯培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愛與聖奧古斯丁》；及至納粹掌權，身為猶太人且為猶太復國組織工作的鄂蘭遭到德國政府短暫拘留後，幸運逃離德國，在法國巴黎停留數年，於巴黎遭納粹控制後，再度被送至拘留營，最後逃往美國。
鄂蘭先是為雜誌撰稿，後來任教於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並以《極權主義的起源》、《人的境況》等著作奠定其學術地位，1975年猝死。晚年重要著作《心智生命》第三卷〈判斷〉因此未及完成（前兩卷為〈思考〉及〈意志〉）。該片作為鄂蘭的傳記電影，大致呈現鄂蘭生平三個主要的事件：與海德格的師生戀、歐洲文明崩毀、納粹掌權下遭迫害的極權主義生命經驗、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而又以艾希曼大審為主軸，畢竟多數人是透過她在艾希曼審判中所提出的「惡的平庸性」概念才開始認識漢娜．鄂蘭。
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是納粹德國在東部佔領區內「猶太問題」的執行者之一，在滅絕猶太人一事上扮演重要角色。戰後，他藏身於阿根廷16年，直到以色列情報組織得知他的下落，將其綁赴以色列，並於1961年4月11日，在耶路撒冷法庭中，展開一場令全球矚目的納粹戰犯審判。
影片的敘事從艾希曼被綁，即將在耶路撒冷被審判開始，鄂蘭向《紐約客》雜誌請纓，前往採訪報導，她的先生布魯歇爾（Heinrich Bluecher）不願她重溫恐怖的回憶，意圖打消她的念頭，但她向布魯歇爾表示，正是因為如此，她才更需要去理解此一恐怖經驗的真相。眾好友為她餞行，席間，鄂蘭的先生布魯歇爾首先質疑耶路撒冷審判的正當性，因為二次戰後即設有審判納粹戰犯的國際法庭，以色列自行審判艾希曼的意圖昭然若揭，他們要以受害者的立場審判這段歷史，而非艾希曼這個人：「我們一開始就知道，這場審判的重點是歷史，而非個人。」（事實證明，在耶路撒冷審判中，大部分證人的證詞與艾希曼個人無關）。然而，鄂蘭多年好友、同為海德格猶太學生之一的約納斯（Hans Jonas，曾加入英軍，對抗納粹）卻主張以色列有神聖的權力在世界面前審判艾希曼，約納斯與布魯歇爾起了爭執，而在這一點上，鄂蘭顯然贊同約納斯。
唯有思考可以抗拒惡
在審判台前的艾希曼完全顛覆鄂蘭的想像，在她眼前的艾希曼不是甚麼惡魔，卻只是個因為感冒不斷擰鼻涕的平凡人，她完全無法想像這樣一個平凡的人會犯下如此極端之惡。
艾希曼自稱從小遵從康德所言的道德命令，像他這樣的人，如果不是在那樣極端的歷史時刻，他會是大家心目中循規蹈矩、奉公守法的「好人」，但是，今日讓他成為納粹戰犯的原因也正是因為循規蹈矩、奉公守法，他在極權主義的時代，奉命執行上級命令──依法行政的官僚倫理，將無數猶太人送進滅絕營，此一罪惡並非來自於西方傳統所認為的，大部分人所能犯的惡事都來自於自私的動機，而是來自於艾希曼缺乏思考的能力。思考的匱乏讓他失去分辨對錯、是非的能力，不加思辨地接受、服從一套外來的制度或法律（納粹以「合法」的程序取得政權，也以「合法」的方式迫害猶太人），而這也正是當時大多數德國人採取的立場，這些人即使未參與納粹，卻是默默接受這套法律，戰後，同樣的一群人又接受了納粹時期法律的對立面，而完全無違和感。換句話說，在歐洲文明崩毀的黑暗時刻，大多數人早已失去了分辨是非的思考能力，道德對他們而言，不過是一套可以隨意更換的說法。
這個時代的惡行已經向我們展示，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艾希曼，「正義」不是處決我們認為罪大惡極的人，惡也不會因為某些「惡魔」被消滅而停止，只要思考匱乏的情形繼續存在，惡的現象（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界定惡的現象為抹消一切個別性與獨特性）就會不斷蔓延，因為惡是無根的，正因無根，所以可以隨意蔓延，四處尋找可吞吃的人。唯有內心沉默對話的思考活動可以讓人明白道德真正的意義，確保個人道德的完整性，亦即人的獨立自主性，從而從阻止任何意圖抹消他人獨特性與個別性的惡出現。鄂蘭將上述20世紀的罪惡本質稱之為「惡的平庸性」，意即惡是浮淺且無根的，隨時等候依附在任何一個無思的個人乃至於崩毀的時代（註1）。
鄂蘭針對艾希曼大審在《紐約客》雜誌發表系列文章，引發軒然大波，其看法遭到扭曲誤解，被認為是在替艾希曼辯解，事實上，儘管艾希曼在法庭上自辯自己不過是小齒輪罷了（「齒輪理論」是當時納粹戰犯一貫的自辯卸責之詞），鄂蘭仍同意他必須為自己的罪行負責（艾希曼被以「反人類罪」起訴，判決絞刑），因為「要回應一個人只是系統之中的一個齒輪或輪子這類的藉口，我們只需問：為什麼在這種情況下，你會變成一個齒輪或繼續當一個齒輪？」
耶路撒冷大審報導另一項令人難以面對的事實是，鄂蘭據實記載了猶太領袖在納粹掌權時期所扮演的角色：當時猶太領袖涉嫌將猶太社群的邊緣人交付納粹，雖然猶太人遭受迫害是事實，但若非猶太領袖此舉，死亡數字不會高達六百萬。受害者竟然成了加害者，此舉完全激怒了猶太人。她的猶太同胞對她群起撻伐，她視之如父的忘年友人庫特（Kurt Blumenfeld，曾任猶太復國組織主席）不解地問：「妳不愛以色列嗎？你不愛自己的同胞？」鄂蘭回答：「我不曾愛過任何民族，為何該愛猶太人？我只愛我的朋友，我只懂這種愛…庫特，我愛你…，」畢生好友約納斯也與她絕交，惡意的批評、撻伐、論戰紛至杳來。鄂蘭被置於風暴的核心，成為千夫所指的對象，她在後來的文章中提到這種道德的謬誤，一如當劇作家侯胡特（Rolf Hochhuth）指出教宗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在納粹時期的不作為時，群眾並不關注侯胡特所指出的內容，卻將批評焦點放在侯胡特身上。
面對現象，我們需要的是理解
另一條貫穿影片的主題是鄂蘭與海德格的師生戀。18歲女學生與35歲已婚教授的婚外情，因兩人在學術圈的分量與名氣、海德格在1933年宣布加入納粹，及鄂蘭身為遭納粹迫害的猶太人等事實，一直以來始終是最佳八卦題材。Elzbieta Ettinger首先取得鄂蘭的私人書信，寫就《女哲學家與她的情人》（Hannah Arendt and Martin Heidegger），Ettinger強烈的主觀書寫，大大傷害了鄂蘭的形象──一個重量級女性政治理論家竟成愛昏頭的小女子，Ettinger的書引發一連串的波濤，鄂蘭學者連番為她辯護。因此，拍鄂蘭傳記，要如何呈現鄂蘭與海德格的這段過往，其困難可想而知。本片導演很有技巧地以「思考」來串聯起兩人的關係，如前述鄂蘭強調艾希曼思考的匱乏，因此，在艾希曼大審過後，鄂蘭更加著力於有關「思考」的論述，而對於「思考」的學習，正是受到海德格的啟蒙。
海德格與鄂蘭之間不只是私人情感的連結，更是智性關係的連結，在片中，鄂蘭向閨中密友瑪麗（Mary McCarthy）坦承，海德格對她而言，「已經超越了個別存在」。 鄂蘭與海德格的關係在1933年海德格加入納粹後暫告中斷，1950年代復合，一如面對艾希曼，「試圖了解並不等於原諒」，她以理解取代責難，以寬容取代撻伐，戰後仍與海德格保持聯繫，並在其作品中既承繼又批判、改造了海德格的思想。
隱蔽的神學？
鄂蘭針對海德格屢遭批評的獨我論傾向，更加側重發展共同體的概念，但其共同體的形塑不是極權主義式的集體概念，而是尊重個體獨特性，從個體意識出發，發展出互為主體性的政治共同體。就此而言，「複數性」（plurality，或譯為多元性）和「公共領域」（政治領域）是鄂蘭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人是以複數性的型態存在於這個世界，任何人都是獨特的、不可取代的，其獨特性唯有在公共領域才能獲得顯現。她以希臘城邦作為政治分析的模型，嚴格區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公共領域是差異性、獨特性展現的場域，民主政治的運作使個人透過言語與行動展現其差異性與獨特性，相對於公共領域，私領域的家庭則是家長式的統治形態，在一人統治、其餘者服從的模式下，即使多人也宛如一人，個人的獨特性完全被抹消，只能稱之為人「類」（human），而不能稱之為人（person）。極權主義便是起源於對獨一性、一元論的尊崇，對複數性的貶抑。然而，人的受造卻是複數的，在《人的境況》中，鄂蘭詮釋聖經《創世記》中亞當、夏娃受造的段落，認為人之受造一開始就是複數的，是「二」而不是「一」（先造亞當，再從亞當造出夏娃）。在此一脈絡下，我們不難感受到她亟欲自被破壞之西方文化信念中，恢復這樣一種信仰：透過人們的拯救行動，讓世界獲得救贖，這行動在於使世界成為家園（a home），在這個家園當中，沒有人被遺落。這樣一種信仰的深度與廣度使她的政治思想被某些學者稱為「隱蔽的神學」，然而，她每每論及基督宗教卻經常是批判的，身為猶太人，博士論文以奧古斯丁為題，鄂蘭的思想與基督宗教的關聯為何？
鄂蘭的政治理論本質上並非神學，她也一再提及，她所處理的問題可能是神學的，但語言與方法卻絕非神學的，奧古斯丁對她而言，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她承繼了海德格的方法論，對基督宗教之宗教語言與經驗進行「形式的解神學化」（formalizing de-theologization），繼而以政治的理路來思考人的有限性與可能性。鄂蘭批判基督宗教的彼世信仰、看重個人是否獲得救贖、強調對宗教性絕對道德的服從，凡此種種都為極權主義提供沃土；她認同奧古斯丁所言「我成了我自己的問題」，既是如此，我對於愛與真理的理解永遠無法完全，當然也不能被絕對化，然而，基督「宗教」對於真理與愛的理解卻是絕對性的，要求服從……。她在批判基督宗教的同時，卻又頌讚拿撒勒人耶穌是行動的典範，由此可見，對她而言，「耶穌比宗教大」，神學或宗教所面對的問題比它所提供的答案更重要，更需要每個尋道者去思考。鄂蘭對基督宗教的批判在當前台灣教會面對反同議題、成功神學、巨型教會的脈絡下似乎正在不斷迴響著。
極權主義從未消失
終生貫徹「沒有欄杆的思考」（thinking without banister），抗拒取暖政治，見證何謂獨立思考的漢娜•鄂蘭，有著多重身分：女性、猶太人、具有歐陸哲學背景、成名於美國的政治理論家，但她在接納自己既成的生命現實，卻同時有超越的理解：身為女性知識分子但不接受一般意義下的女性主義論點、身為猶太人卻不認同猶太民族主義、出身哲學卻反哲學，終身致力於調解哲學與政治、思想與行動之間的張力。
鄂蘭對於20世紀極權主義的精闢見解，曾吸引無數知識菁英，邁入21世紀，鄂蘭的名號似乎方興未艾；在台灣情境下，因為學者出身的行政院長以鄂蘭學者著稱，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在嘲諷與弔詭之外，更加令人感嘆的是，鄂蘭熱潮所意味的，竟是極權主義從未消失，甚至，與我們近身相搏！
註1：就此點來看，《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玉山社，2013）並非精確的翻譯，惡雖然平庸、浮淺、無根，卻不平凡，乃是極端。
（作者為台灣政治大學哲學系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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