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占中的靈」說起……
2015年4月1日，「靈淨香港運動」的臉書〈facebook〉專頁上刊載了一張題為「全城認罪．新天新地新中國」的活動海報，指「過去半年，香港虧缺了神的榮耀，社會被魔鬼撒旦撕裂……當中，最大的綑綁就是那惡者占中的靈的綑綁……導致占中的靈在香港的年輕一代中運行，破壞了神的旨意的運行……」。講員之一，包括香港教會界一位旗幟鮮明地「反佔中」的牧師，他主講的題目是「認識占中的靈」，而舉辦地點恰恰又是一所高調「反佔中」的教會。
短短一兩天，有關活動消息在臉書廣泛轉貼流傳，引起極大迴響。許多人不滿活動的內容及其背後的意識形態，甚至向臉書管理方面舉報。同時，有人發現，海報左上角印有「海報張貼日期：2015年4月1日」的小字。換言之，這完全是愚人節的「惡搞」。最後，專頁因收到眾多投訴而被查封。
愚人節的「惡搞」何竟會引起如斯關注與迴響？為何那麼多人竟未細心看見海報內容的錯謬及矛盾（如刻意使用簡體字「占」），便因個別「反佔中」的「圖像」而作出強烈反應？雖然這只是愚人節的一場鬧劇，但卻側面反映出自去年九月底爆發的「雨傘運動」以來，香港教會一些值得關注的現象。
九二八後的香港
持續了七十九天的佔領運動（旺角、金鐘、銅鑼灣三個佔領區的清場日不一），為華人社會民主抗爭史揭開歷史新頁，成為最持久的公民抗命運動。早於「九二八」前，香港社會因「佔中三子」發起的「和平佔中運動」，業已對公民抗命及普選等課題，展開激烈討論。到「九二八」的87枚催淚彈，喚醒了更多香港人。特區當局的處理，以及警方對和平請願者的連串手法，不僅無法緩解矛盾，反倒挑起及激化更大的對立 。
儘管社會對「佔領」有不同的看法，但無法否認的是，九二八後，香港已進入抗爭的新世代。進入「後佔領」，不同形式的抗爭此起後落。隨著政改諮詢提交立法會表決，社會各陣營間的對立勢將再來一次比併。同時，抗爭併發的本土意識，也令中港關係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與其將雨傘運動約化為世代之爭、港獨萌芽，或是外國勢力陰謀論，倒不如將之視為港人對香港前途路向與定位的嚴肅再思。三十年前（1984），中英兩國草簽香港前途協議，後來香港社會雖經歷「六四」屠城的震憾，但仍期盼九七回歸後，能憑藉香港的獨特性促進中國的開放與進步。但自2003年「七一」後，中央全面調整對港政策，加強對香港事務的管控與干預。同時，中港融合雖在表面上舒緩本地經濟危機，但卻又伏下民間深層次矛盾的端倪。及至梁振英上台，以擴大爭鬥作鞏固一己權力的手段，社會的分化及矛盾全面惡化。梁的鬥爭式管治，挑起民間更大的反抗，反過來成為他鞏固權力的憑藉，將一切斥為威脅國家安全的敵對勢力。由於威權政權在本質上對權力及權威的執著，中央擔心香港的局面會構成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決定貫徹「全面管治」。近年來，港人切身感受到「兩制一國化」、「意識形態大陸化」、「西環治港常規化」、「治港治子左派化」的威脅。（註1）人大「八三一」落閘，徹底粉碎了「民主回歸」論述僅餘的一點遐想。昔日希望改變中國的夢想徹底破滅，如何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不被蠶食，變得愈來愈迫切。
迎向回歸二十年（2017），回首香港人走過的路，雨傘運動無疑逼使港人嚴肅面對香港前景的問題。2047年（「五十年不變」的期限）的香港，將會如何？三十年前，中英兩國代表決定及界定了香港的前路。今天，不少香港人覺得有重奪對自身命運主導的必要。中英兩國所選擇香港要走的道路，所定義的香港社會，已經證實跟現實產生許多矛盾。雨傘運動所喚醒的，是香港人必須面對未來，去選擇及定義香港要怎樣發展、香港要如何生活下去。當然，兩傘運動也無情地揭示，港人對香港的未來，不要說民主的步伐，原來還在許多方面有著不同的理解。香港社會及教會因此陷入前所未有的撕裂。（註2）
後佔領的香港教會，何去何從？
香港教會作為社會的一部分，又豈能獨善其身？雨傘運動期間，基督徒群體也呈現「黃」、「藍」對立，甚至出現雙方陣營內因不滿教會（或教會領袖）立場而離開、轉換教會的情況。許多教牧擔心政見之爭會進一步撕裂教會，諱疾忌醫，企圖以「中立」來迴避問題。但這種逃避心態，對那些深受時代牽動，並渴求積極地面對時機、反省信仰的信徒而言，無疑是椽木求魚。回顧歷史，上帝往往在大時代中發出召喚，正如「六四」後，不少信徒無疑承受極大的衝擊與震憾，卻仍主動地反省信仰與時代的關係，「艱苦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立志為中國獻身。同樣，雨傘運動也在在挑戰香港的信徒（特別是青年一代），識別上主在這時代中的「時機」（kairos），守衛我城，關鍵是教會如何在時代中作見證，為時代守望。
與此同時，佔領期間到後佔領，「復和」一下子成為不少基督教人士倡導醫治「撕裂」的靈丹妙藥，令人擔心這是否陷入「為復和而復和」的虛偽。如果對促成撕裂的根本原因也有南轅北轍的理解，沒有對症下藥，所謂的「復和」云云，只不過是自我安慰的幌子而已。
如何作「後佔領」的牧養，在在成為教牧的關注。問題是，到底所謂的「牧養」具體是指向甚麼？筆者以為，這涉及了不同的重點：
一、靈性層面：如何在多元及對立的社會（及教會）中自處？信仰能否及如何抵禦強權政治的壓力？
二、身分層面：基督徒如何看待「天國子民」與「社會公民」的身分？「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分認同？
三、公共層面：基督徒的社會責任是甚麼？教會在動盪社會中的責任何在？如何教導信徒關心社會及政治議題？
上述三個層面的課題，其實是三而一，一而三的。意思是，靈性、身分與公共責任的探索及反省，根本是此時此地香港基督徒切身的掙扎與探索。教會是選擇袖手旁觀，置信徒於時代中，自行尋索？還是願意與信徒同行，一起面對，共同反省？
時代的挑戰，生命的選擇
無論如何，近年香港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面對香港社會各種矛盾及危機，面對許多「不好」或「壞」的改變，事實上，這城市也正面對生命的選擇。社會有著不同及對立的意見（包括基督徒之間），佔領運動進一步凸顯出不同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差異，教人無法迴避。但在各種不同意見，甚至對立背後，其實是在問：到底這個城市往哪個方向走？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是甚麼？我們想要過怎樣的生活？繁榮穩定、和諧作為意識形態，會將社會帶上怎樣的路？為了繁榮穩定而默許社會不公義，還是面對更深層次的矛盾，為公義平等而奮鬥？是盲目追求經濟增長，以此作為發展最大（甚至是唯一）的標準，還是看重保育社區的價值？政府的責任，是將所有不同意見和諧及滅聲，還是珍惜及尊重不同意見的表達？是以敵我矛盾來對待異己，還是尋求對不同政見者的尊重及包容？以激化矛盾作為管治手段的政府，對撕裂社會難道沒有責任？
一位台灣的媒體工作者對雨傘運動作出極客觀持平的觀察：
香港正進行典範轉移，這不僅是抗爭模式轉變，更是新一種的價值觀建立。抗爭者強調富裕的社會背後應該有公平與正義，認為自由與法治之外，不能讓民主缺席。這樣的典範轉移，不能純粹以世代之爭來解讀，而是整體香港社會在激烈震盪下，過往非主流價值觀強烈衝擊主流意識形態，從嘗試相互易位到重新凝聚共識的過程。
這樣的過程意義非凡，民主的追求並非一朝一夕，目標也不是僅有特首普選……香港正藉由這場驚人的運動，使不同立場與背景的人，發表不同的看法，這樣的百花齊放，雖然針鋒相對，讓人激動與灰心，但這種互相了解的過程，不僅是認識自己的最好機會，更是建構自身主體的必經之道。
當我們決定要爭取民主，自己當家作主時，我們更應該了解，我們到底是誰。
因此，沒有誰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是我們應該怎樣解讀各種不同的經歷，並且走向共同面對的未來。這樣的民主之路，台灣已經在路上，香港也正在展開。雖然，現實中的阻礙重重，但也正因如此，價值才顯得可貴。（註3）
在這個危急紛亂的社會中，教會持守甚麼價值觀？自我身分的建構及認同又如何？如何對待不同的價值觀與立場？我想起昔日摩西對以色列民的召喚：「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已經將生與死、祝福與詛咒，擺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申三十：19和修版）今天，香港的基督徒及教會，在這個充滿危機、矛盾及對立的社會中，到底對香港的未來，可以提出怎樣的遠象及願景？我們是為香港的新生而奮鬥，還是對其死亡默不作聲？
註釋：
1.程翔：〈香港普選，任重道遠〉，《明報》，2013年12月18日「觀點版」。
2.邢福增：〈撕裂中的教會，仍然相信……〉，羅民威編：《舉傘待天明：佔領運動基督徒文集》（香港：時代論壇、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德慧文化，2015），頁62至72。
3.陳奕廷：《傘裡傘外：民主前夕的香港故事》（台北：水牛文化事業，2015），頁18至19。
（作者為香港中大崇基神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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