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人楊又穎輕生引來社會輿論紛紛。媒體報導，楊又穎已看了精神科一段時間。在此之前，舉世震驚的還有德國航空公司Germanwings的墜機事件，所有的證據幾乎都指向機師本身的憂鬱病史與可能的自殺行為。往後的討論，則指向必須正視機師的身心健康，甚至需要對精神狀態進行嚴格篩檢。這個事件召喚精神醫學進場以為解套，卻有另一端的反省聲音說，並非精神疾病造成這個結果。作家兼心理治療師Gary Greenberg在《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上寫了一篇文章，斗大的標題寫著：“No, Psychiatry Could Not Have Prevented the Germanwings Disaster”（不，精神醫學並無法預防Germanwings的災難）。
人類思索自殺的議題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放棄生命本身其實存在著不同層級的思考，一來可能揹負著在生命倫理上的道德缺陷；但是從另一個層次來說，社會學者諸如涂爾幹，也著書指出自殺源於社會性的因素，比方說，人們活不下去乃源自於社會的混亂、價值的失序等等。回過頭來我們也不禁想到，社會福音學者Reinhold Niebuhr提到的「不道德的社會」。
疾病的可能
回想多年前，在台北天橋上目睹一位婦人在從高樓一躍而下，樓頂上據說找到了一堆酒瓶。一聲轟然巨響勾起好多的問號；如果回頭探究這位婦人的一生，或許我們還要問的是，她什麼時候身不離酒？她為什麼孤單一人？是借酒澆愁嗎？爾後也曾遇過，身邊的朋友、長輩，因為受憂鬱所困而選擇輕生。至於人何以憂鬱呢？「抗壓力不足」似乎是一種被社會所採納的簡化說詞，但是「進步」的醫學走到今天，逐漸強調人們心智狀態的生理基礎，也就是說，大腦生病了。生病吃藥，似乎也成為一種主流。
幾年前富士康跳樓員工接連跳樓的事件引起議論，台灣的精神醫學專家曾前往調查，自殺防治學會也發表了聲明，肯定該公司注重員工身心健康，並且說明調查結果發現，自殺者「就精神病理與表現而言，此12例分析結果與國內外自殺相關文獻報告類似」，並且「12位不幸墜樓個案的年齡與服務年資，與富士康員工整體人口學分布相近」，並認為「自殺原因與其工作內容未呈現顯著關聯」。然而，工殤協會對此也發出批判，認為這是「只見個人疾病、不見勞動體制的精神醫學」。
有限的專業視野，其實很有可能縮限了事件各種可能的解釋空間。自殺者與身心疾病的確有一定的關聯，但是或許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在指認了疾病之後，憂鬱的狀態就可能成為一種個人化的、身體化的問題，同時也就將自殺者的社會處境脈絡問題給輕輕放下。
社會的不義
大埔毀田事件是典型的一例，凸顯了憂鬱與自殺在個人疾病與現實處境逼迫之間的矛盾詮釋。當苗栗縣大埔居民反對政府區段徵收與強制拆遷房屋而引發抗爭，一位朱姓老農婦因無法忍受徵收而輕生，當時的行政首長針對事件發言是這樣的：「這婦女好像平時就有一點病痛，好像憂鬱還是怎麼樣」。我突然想起曾經不只一次在急診室見過的家暴者，毫無自識地向醫師說：「你看，她憂鬱又發作了，一定是不吃藥的結果」那樣地傲慢無知。後來，同樣因為徵收事件受到波及的張藥房老闆張森文先生，也因為不堪拆屋壓力，一度送往精神醫院治療，爾後失蹤，遺體倒臥在附近排水溝渠，被認為是尋短輕生。
我們都知道，那些焦躁、憂鬱的情緒，或不安的精神症狀背後，總有許多不同的生命故事。體質與環境的互動結果，致使疾病的生成。精神科醫師時常會遭遇診斷上的倫理困境，例如當我們判定了受暴者的憂鬱疾患，似乎也間接給與施暴者卸責的理由──「反正是他/她有病嘛」。要向一些施暴者解釋其家人的情緒問題，往往是徒勞無功。沒想到這種無奈，竟然也出現在弱勢居民與執政者的互動過程中。
疾病的現代性矛盾
無論是個人疾病抑或外在壓力所致，最困難回答的正是，究竟，我們是如何走到像這樣一個什麼都可能有病的時代的？精神疾病成為現代語境中一種流行，似乎有有好幾種推力，讓「有病」成為一種新的自我認同。這絕不一定是診斷一方的問題而已；嚴格來說，也涉及了這個社會如何一步一步採納了看似客觀而科學的醫療知識。但回到受苦的人本身，「醫生啊，我這是不是有病？」這樣的問題，似乎透露著疾病作為一種用來安頓某種更巨大的無力感的解決方案，成為這個時代一種懶得理解、拒絕看見人何以受苦或行動的修辭。
自殺與憂鬱似乎太常被緊密地詮釋了，而「憂鬱症」這樣一個將人的處境脈絡單一化的語境，更令人不安。特別是，也許疾病足以讓人脫去道德的污名，亦即自殺不再是一種道德缺陷而是疾病使然，可是精神醫學帶給當代社會的似乎不僅止於發現文明之病，同時也讓當代社會給人一個巨大的標籤，得以去人性地、去脈絡地指認一個人的屬性。
重視生命的價值
當名人自殺新聞一再反覆地播送，流行病學者不斷強調媒體自律避免仿效。專家們一一祭出建言，比方說在橋上加註關心的話語，在網路搜尋引擎中加註求助資源。但諸如此類的建議卻也常引來批評，認為這種防範方式似乎沒有切中人們的受苦經驗，沒有從根源做起。其實流行病學的研究，看似有些亡羊補牢的味道，但其實也是本著「留得青山在」的精神。
這個價值觀紛雜的世代，似乎沒有任何標準的作法能夠真正立竿見影地助人「拋開憂鬱」或是「防範自殺」。當然最核心的問題，在於對生命價值的教育。然而令人擔心的是，許多的「生命教育」往往流於個人道德的養成與說教，卻忽略了人們可能生活在一種不平等的社會中，弱勢者、無權力者究竟可以透過怎樣的方式去謀求公平的對待，以及對所有的公民而言，應該如何以行動追求一個合理公平的社會。
老牌喜劇巨星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也在去年輕生了。不知道導演是有心還是巧合，在他的最後一部電影〈博物館驚魂夜3〉裡的最後一句台詞，那麼恰巧地跟準備與他道別的主角說：「微笑吧，孩子，太陽出來了（Smile my boy, it's Sunrise）。」即使是這麼一句鼓舞人心的話，卻讓人聽了分外鼻酸。或許也是我們太熟悉於羅賓•威廉斯在銀幕上的歡顏，卻忽略了他日漸尷尬的笑容背後有著怎樣的艱辛。
面對那麼多的悲劇，也許，暫時擱置那些科學的論據，讓我們回返到對生命狀態的未知與謙卑，才有可能重新理解人何以能繼續活者或是選擇死亡。這當然不是說要放棄醫療的施為，更非批評那些看似尷尬的溫馨小語和求救專線。只是「活著」的意義可能都要從更隱微之處理解起。這個世代有種急於尋求答案的性格，卻有可能化約了人的面貌。而這些，必然要從不帶道德成見的探問、不帶知識傲慢的傾聽做起。
（作者為新竹馬偕醫院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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