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教育部授權一小群人開始進行高中國文以及社會領域課綱的檢核，10月時，這群人在長官同意下，自己授權自己開始進行課綱的「微調」，結果掀起了一場社會抗議的風波，歷時二年多，至今未能解決，抗爭仍在繼續。不但不能解決，同時，這件事情讓排隊在後面的十二年國民教育新領綱的推動，連帶受到阻撓。人們反對微調，同時對於十二年國教推出的領綱，感覺不信任與懷疑。
課綱訂定必須慎重
早期在「一綱一本」的時代，「課綱」的重要性不被特別看重，重要的是人手一冊的部定課本。但是1994年教育改革之後，教科書開放民間書局編寫，課本內容相對可以多元化，而課綱的重要性就因此被凸顯了。因為在民間教科書編寫、審查、辦理升學考試、日常學習評鑑，甚至大學的師資培育時，所有的人都需要參考某種標準，而課綱就提供了這個可供各界參考當成「標準」的指引，雖然大家也理解，這種標準化的功能，仍然有一些可以操作而無法全面控制的空間，無法像在威權時期可以那樣進行單方面的灌輸與洗腦。
課綱既然有達到「標準化」的任務，儘管可能寬鬆，但影響廣泛，特別是下一代的受教內容，其訂定必須慎重，不應草率。一般而言，維持課綱穩定施行四、五年是合理的。在這施行期間，教育主管機構應該蒐集各種資訊，為下一階段的新課綱進行研發、實驗的工作，而合理的課綱「微調」，不能像最近一次的莽撞與黑箱。近年來，因為課綱而發生爭議的情形越來越多，顯示課綱的重要性上升，以及其製作過程有更加民主、專業改進的必要。而這一次微調所引發的爭議，只是多次爭議中，一次最大、最持久的爆發。為什麼這樣嚴重呢？
引發社會衝突的原因
這一次的社會領域「微調」，顧名思義「小小」的調整，而且依照教育部的事後說法，是「合憲、合法、合程序」的微調，為何引發一年多的社會衝突，至今也無法完全解決？下面是我的一些觀察：
一、這是不超過10人的小圈子，由台灣促統派知識分子的獨斷獨行的結果。他們在得到馬英九總統授意與蔣偉寧部長的認可後，試圖對於社會領域教育進行一次到位的「撥亂反正」。促統派知識分子對於從李登輝、陳水扁以來的教改，向來採取反對的態度，對於日益上升的台灣人意識、台灣認同，反對兩岸統一的民意，以及對於中華民國的愛國教育，有深刻的危機且有急迫感。他們進而希望在馬英九總統第二任時，可進行一次「釜底抽薪」的「教改」。
二、但是參與微調者的相關學術能力不能說服眾人。促統派學者的學術立場雖然屬於少數（身為少數、非主流，原本不應該是問題。因為所有的傑出發明、創見與獨立思考，都可能是「少數」開風氣先河）。但是學術能力不足，僅有民族主義、大漢沙文的成見，那就真的是成事不足而敗事有餘。例如小組內既沒有公民教育的專家，且不但沒有台灣史的專家，即使中國史、近代史方面，也缺乏學術上可信賴的人士。而國內幾乎所有重要的台灣史機構代表與學者，都參加了公開連署，發表反對的聲明。
三、不論推動時機與推動手段，都有很大的爭議。時序為2013年7月，他們開始「想」動手的時候（真正動手其實已經到10月了），這並非「教改」的好時機，因為整個教育體系，正為了達成馬英九在任內急者完成的「十二年國民教育」總綱、領綱的公佈，密鑼緊鼓的進行整體的規劃與籌備。假定十二年國教的課綱，如預定的會於2016年3月公佈，那麼「微調」小組為什麼要「插隊」趕在2014年2月公佈「微調」課綱呢？這預期前後只能使用兩年的課綱就將因為新課綱而自動會失效的課綱，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就歷史科來說，現行的歷史課綱剛剛才經過了非常久的折衝與協商，在眾家均感覺不滿意但都可接受的情形下，其實只實行了一年，現在就立馬要被「撥亂反正」，實在不合教育的緩進與連續性質，沒有充分的專業考量。
事後大家逐漸瞭解，選擇這時候「出手」，還有一個更大的政治目標，就是要在2016年十二年國教要開始訂定新課綱之前，先行透過微調的結果，即使只是兩年，對一些重要的議題取得「先佔為贏」的優勢。我認識很多在教育界服務一輩子的人，大概從來都是教育優先、專業優先，很少有人會想這麼多政治的時序操作問題，但是這一次，卻實足被少數人以及特定的長官所隱密地操縱，讓人為教育專業的發展、民主程序受傷而感覺特別扼腕。
四、以上背景說明了事後教育部為何一意孤行，要刻意去保護少數獨斷權力避免監督的作業流程，也就是被社會大眾極力批評的黑箱作業過程。微調過程中任由少數人壟斷，在相關利害關係人、各學科中心、相關學者專家、書局撰稿人、高中老師、家長、學生幾乎都被蒙蔽與未充分告知的情形下，在短短的兩個多月時間，特別是最後二週，快速「跑流程」、「跑審議」，並沒有實質的公聽，沒有實質有意義的審查，由部長主導，倉促地推翻各項質疑與提問，全力護航通過。這只再度證明了這是一次學術與專業不足，濫用行政獨佔權力的教改工程，就是在表面上做到合法、合程序，但絕對只是在做做樣子欺騙社會大眾而已。如果批評其為「黑箱作業」，實毫不為過。
「假公道、假客觀」的謬誤
此外有人誤認為這次課綱的爭議，只是藍綠問題、國家認同的統獨問題，或者採取半反諷的態度認為，就是「換一個黨」執政的問題，現在只是重複之前民進黨執政的作法而已，並沒有甚麼大不了的。
但是，如果考慮教育的專業性、課綱標準的開放性，對於下一代教育的負責任態度，不論是歷史，是公民教育，還是適當的國文教育，就可以發現上述簡化的政黨衝突解釋，犯了「假公道、假客觀」的謬誤。任何人只要用心比較，調整前後，課綱在知識專業性質、開放性質，以及對於知識的追求態度上，不可相提並論。此處問題的癥結，就是在於「微調」者的專業能力不足，除了高舉民族主義意識型態大旗，訴諸三民主義與空洞的所謂「憲法精神」之外，並無法面對質疑。
如果說這次「黑箱微調」、「反黑箱微調」是一場沒必要發生、缺乏正當性的教改，原來就是可以避免的一場內耗鬥爭，我們是否還能找到一些積極、正面，朝向未來的意義呢？那就是我們是否能就此次教改企圖以及其失敗，認真反省，重新面對教育的本質，教育的意義，正視下一代的未來選擇，也就是這一代成年人為下一代負責任的世代正義問題。在世代正義成為教育的指導思維之前，一定要能將教育從行政獨斷、少數人獨斷的手中解放出來，讓專業以及多元聲音，可以用合乎民主原則的方式進行對話與發展，這是必要的過程。就國民教育而言，十二年國教的新綱領即將上路，我們的新課綱的制定，特別指歷史、地理、公民等社會領域科目，是否又再複製了「微調課綱」的隱蔽以及行事法則？由少數人一意孤行與應付大眾呢？我的答案恐怕是：「差不多」！而我的判斷是將來的爭議恐只會一波又一波，就看2016年5月之後，新上任的政府要如何因應了。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