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內•吉拉爾（Rene Girard, 1923-2015）是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與人類學家，在退休前長期任教於美國史坦福大學（1981-1996）。他的辭世可說是當代思想學界的大損失。除了當代哲學思想之外，吉拉爾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重新思考在文化起源中「暴力」的角色，並以此解釋聖經中多個關於「暴力」的敘事，特別是以「替罪羊」的理論來解釋耶穌基督受死的文化意義。
吉拉爾為當代神學開啟了一個不一樣的發展道路，他的神學並非以上帝論開始，也不是以上帝的啟示開始，而是以了解聖經與早期基督教傳統所揭示的人與人群關係開始。他自稱這是一種「人類學」的方法。
人類的模仿慾望與暴力
吉拉爾的人類學方法特別關切「慾望」（desire）及其影響，他認為人都有「模仿他人的慾望」（或單純稱之為「模仿」（mimetic））。這種模仿的慾望可說是人類最主要的特質之一。而那些被模仿的對象，可能是所謂的「英雄」、「典範人物」、「偶像」。以當代流行產業中的模特兒為例，他們的時尚裝扮一再激發他們的仰慕者模仿的慾望。
然而，吉拉爾指出，模仿的慾望總是導致衝突，衝突時常導致暴力。他認為十誡中的第十條誡命「不可貪戀你鄰舍的房屋；不可貪戀你鄰舍的妻子、奴僕、婢女、牛驢，以及他一切所有的」直接地展現出人類模仿的慾望。但吉拉爾認為慾望並非人的天性，不是一種與生俱來不需學習的能力，這種模仿的能力是當嬰孩要轉變為成人時，從觀察並模仿他者時被啟動的。我們會想要擁有他者所擁有的，我們會想要成為他者那個樣子，我們會把他者的慾望變成自己的慾望。這裡的「他者」可能是單純的鄰舍、朋友，但更主要的是指嬰孩的照顧者——父母。這種想要模仿他者的慾望並不是壞事。事實上，模仿他者的慾望對孩子的學習能力，愛與被愛的能力有密切的關係。然而這種模仿的慾望會導致衝突與暴力。
模仿的慾望如何導致衝突與暴力呢？吉拉爾認為當一個人那種想要與偶像完全一樣的慾望足夠強烈，或者我們完全把偶像完全當作是自己的身分認同時，不知不覺中原本被模仿的對象就成了模仿者的敵人。另一種情況是眾多模仿者之間競爭，想要脫穎而出成為更出色的模仿者，以致模仿者彼此之間互相成了敵對者。
人類文明發展的開始：控制暴力
吉拉爾認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就是從控制這種模仿的暴力開始的。在人類文明發展之初，未被制止的模仿慾望會帶來混亂，這是一種暴力彼此互相對待的混亂。在某個時間點，這種混亂的暴力會突然集中在某些被區分出來特別瘦弱或是較獨特的個體上。這些瘦弱或是獨特的個體會被認定是社會暴力的來源，因此必須去之而後快。這些承受或背負暴力發刃者指責的個體將會被社會除去─—其實就是謀殺。如此原本暴力互相對待的社會將得到和平與秩序。吉拉爾稱第一個謀殺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他認為文化與宗教就是致力控制暴力以及維持社會秩序的成果。而文化與宗教控制暴力與維持和平端賴三個要素：禁忌、儀式與殺死替罪羊。但是當設立禁忌與儀式都不能阻止模仿慾望暴力出現時，便要開始尋找替罪羊並予以殺害。當社會無法解決的問題而開始導致混亂，便有人開始尋找個體承受罪名。這個被挑選出來的犧牲者（個人或團體）必定是社會上的邊緣者，而且他們缺乏報復的能力。為了社會的危機，這個替罪羊身上被安置了罪名，眾人也確信就是這個替罪羊製造了社會的混亂與危機，替罪羊必須從社會上被除去，當罪魁禍首被除去，社會也就獲得和平，一切歸於良好的秩序。從這角度來看，暴力帶來了和平。為了要繼續維持秩序，藉著謀殺替罪羊而建立的社會，將藉著神聖儀式繼續重演這類的事件，並以新的犧牲者替代原有的犧牲者，以便確保這個神奇的和平能延續。
以「替罪羊」解決暴力衝突
根據吉拉爾的研究，這種替罪羊的故事是原初暴力的普遍故事，可以在眾多文化與社會中被找著，特別可以在許多神話故事裡面看到。但是這些神話卻不會赤裸裸地將這種暴力謀殺替罪羊表現出來，因為這些故事總是從主流群體內流傳，它們代表主流群體的觀點，主流群體會躲在無辜的替罪羊犧牲者背後，在故事裡面主流群體會將社會混亂的罪過歸咎於替罪羊身上。除掉替罪羊乃是維持社會秩序不得不然的手段，所以除掉替罪羊不是謀殺，反而是一種拯救行動。在替罪羊死亡之後才有生命的延續。若是替罪羊是無罪的被暴露出來，便會顯出這行動是謀殺，所以需要將其解釋成是一個救贖行動。所以宗教的功用便是要將這種暴力限制在單一的犧牲者或團體上，並且將這種儀式性的殺害予以偽裝。在這個神秘的面紗之下，持續著永不停止的暴力循環，並產生出更多暴力。
吉拉爾以人類學的角度解釋人類暴力的觀點，被不少聖經學者與系統神學學者引用在基督宗教的研究上。例如該隱殺害亞伯、雅各的兒子們意圖殺害約瑟，都可以用吉拉爾這套替罪羊理論來解釋。從舊約一直到新約，吉拉爾認為，不斷增加對替罪羊儀式功能的認識，也就是更認識以色列的上帝──雅威，是拒絕暴力的上帝。
人類的暴力以及非暴力，上帝的最後顯現就是耶穌被釘十字架。作為上帝統治的代表，耶穌當然絕對是非暴力的。作為無罪的犧牲者，耶穌把那些敵對上帝者的暴力給顯現出來。耶穌的死拆穿了邪惡力量的面紗，指出建立在暴力的基礎上的和平與秩序是空洞的。
耶穌的死乃是為終結暴力而非「替罪羊」
吉拉爾認為在福音書中找不到任何以獻祭的角度解釋耶穌被釘死的證據。即使回到五經傳統，大祭司在贖罪日象徵性地將人的罪歸於替罪羊，最後並不將其獻祭、宰殺，而是流放到曠野。事實上以獻祭這種替代性救贖來解釋耶穌的死，是從安瑟倫之後才廣為被教會所接受。相反地，當大祭司該亞法在耶穌受審的場合說出「你們什麼也不知道。獨不想一個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國滅亡，就是你們的益處」這樣的話時，已經展露出耶穌成為替罪羊受死背後的動機：猶太人中的權威者要盡最大的力量限制暴力，但需要時訴諸於最緊急的手段—— 謀殺，以免發生更大的暴力，而危害整個國家。該亞法的話為替罪羊下了定義，並激起替罪羊效應，群眾的情緒被激發。該亞法是大祭司，沒有人比他更明白獻祭的意義，當他強烈暗示必須犧牲無罪的替罪羊耶穌時，沒有人會認為這是謀殺，相反地，這行動完全符合猶太教的獻祭傳統。
吉拉爾認為，若是以獻祭犧牲的替代性救贖來解釋耶穌被釘十字架，那麼基督宗教將只是替罪羊暴力傳統的延續而已。如此一來基督宗教將成為人類社會暴力衝突的起源，耶穌基督就不是拯救的盼望。事實上，耶穌的死正是為了終結這種犧牲的暴力。
以「替罪羊」反省當代暴力
吉拉爾的觀點值得我們用來反省當代無止境的暴力事件。以今年（2015）年中發生的敘利亞難民大規模逃亡歐洲為例，可以看到歐洲的右派政客，伺機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把中亞難民視為歐洲經濟衰退、瓜分社會福利的元兇。在亞洲，緬甸的羅興亞人被聯合國稱為世界上最被壓迫的少數民族，他們不被任何國家承認，不享有任何公民權利，甚至連最基本的醫療教育都完全被剝奪。在選票的壓力下，連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也被迫在此一問題上保持沈默。橫行中亞的伊斯蘭國統治區域內，最悲慘的替罪羊其實是各地的少數民族。在台灣，移工、新住民、HIV感染者、原住民、同性戀者甚至死刑犯，輪流成為台灣社會的替罪羊。更不用說在中國維權律師屢屢被控「煽動民族仇恨和尋釁滋事」，更是承擔了中國社會維穩的一切罪責。「以暴力開創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相反地，將為未來製造更多更嚴重的暴力。吉拉爾對暴力本質的觀察，在此聖誕節期前後，更提醒我們再思「和平君王」的意義。
（作者為東南亞神學博士，高雄羅雅長老會牧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