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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天國子民的三重身分

◆胡志偉

這段時日，香港社會種種亂象如李波「被失蹤」事件、立法會財委會強硬通過「高鐵超支」追加撥款等，再加上大陸三自教會顧約瑟牧師「被拘留」與維權律師張凱「被認罪」等，確實使不少香港教牧與信徒憂慮「一國兩制」不知不覺「被消失」了。

「被消失」的「一國兩制」

自雨傘運動以來，不少港人對前景感到困惑、灰心與無望，議會政治無力處理問題，建制派議員以「權在我手」通過違反民意的法案；街頭的暴力衝突也得不到市民的普遍認同，於是強烈的無力感瀰漫社會與教會。

香港教會正面對真實的「九七危機」，過渡時期憂慮的沒有提早發生，如今卻像電影《十年》（香港非主流影片，想像十年後的本土景況） 所描述，那些不可思議的情節正在香港浮現。昔日面對「九七危機」，香港教會領袖尚能放下身段，共謀對策；現今隨著政治力量的介入，香港教會領袖大多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不敢對政權說不，更有些甘於為政權塗脂抹粉，歌功頌德。
年輕一代及有識之士對建制的教會失望越來越強烈，有部分出走堂會，成為「堂會難民」（church refugees，指非意願地離開原本所屬堂會，這些基督徒仍委身於信仰）。基督徒大學生與初上職場信徒出走較多，堂會內世代差異的嚴重性不低於整個社會。社會內尚可開放地討論這些分歧，不少堂會卻視為禁忌，不容任何真實的交流，只為滿足表面的和諧。

面對如斯景況，香港基督徒可做些甚麼 ? 目前情景確實是基督徒身分的考驗 ! 要作「真門徒」（天國子民），筆者認為基督徒兼備三重身分 :「順民」、「逆民」與「流民」；因應不同場景而有個別身分的取向。天國子民不是抽象、「離地」（脫離普羅大眾，不食民間煙火）、「膠化」（指一成不變），乃是由聖道形塑、背負基督十架、走進世界服侍的「使命公民」。倘若我們失掉「辯證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只偏向其一，我們就不能充實地活出天國子民的整全身分 !

「順民」身分

整體來說，兩岸三地基督徒最甘於作「順民」，這選擇既有聖經教導 （羅十三章1-7），也有中國民族的文化因素。

無論香港或台灣，有些泛靈恩堂會的「順民」論述，其主調是「順神者得福、逆神者遭禍。」這些牧者教導信徒，上帝已「命定」權柄賜予政府，因此天國子民務要作「順民」，才能得著上主賜福。基督徒的「順民」身分，只可不斷祝福在位的掌權者，不能咒詛與批評政府。無論掌權者施政如何劣跡斑斑，「順民」只能啞忍順服。「順民」要無條件地擁抱所有掌權者，因為這是上帝「命定」的秩序。政府施政出問題，只因堂會少為政府求福，信徒不多為掌權者求福，自然會帶來執政的亂象。

一般而言，聖經教導天國子民要作「順民」，要為掌權者代禱，「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提前二1）。然而，整本聖經沒有把「順民」絕對化。耶穌不是「順民」，既非親建制，也非狂熱革命分子，祂曾點名批抨掌權者，耶穌稱呼當地掌權者希律為「那隻狐狸」（路十三32）。彼得教導門徒通常要順服政權（彼前二13-17），但於特殊場景「順服神，不順服人，是應當的」（徒五29）。

1984年香港教會所提出的《信念書》清楚表達 :「我們相信，政府的權柄是從神而來的，在政府應有的權力範圍之內，我們應當順服政府。然而當政府的要求與神的旨意有所牴觸時，我們應以順從神為我們行事的原則。政府的權柄有它一定的範疇。神給予政府的功能是要它維持法紀，使社會安定，人民生活得以保障，據此原則，在憲法轄管下，政府應向人民負責。基督徒在社會中應扮演先知的角色，並積極策勵政府秉行公義，造福人民。」

不本於聖經的「順民神學」，天國子民根本不應接受；因為這些論述是非理性地迴避問題，倒果為因。筆者見識過部分教會領袖，聲稱堂會不應支持及參與任何違法的社會行動，然而當政權本身違法做了不少事情，甚至侵害宗教自由，這些教會領袖同樣噤若寒蟬，繼續教導天國子民要做「順民」。
難怪有教牧於最近在「臉書」上坦言 :「相比香港面對黑暗勢力的張狂、社會的沉默，教內的腐敗和弄權、教牧信眾的順服真的不算甚麼。再想，這豈不是很一致嗎 ?如果教牧和會眾對教內的污穢朽壞尚且不言，如何能期望他們對抗擁有更大力量的權勢 ? 如果在這艱困時代的機構、神學院和教會還是安分守己，宗教信仰、神學訓練的確是精神/心理鴉片 !」

「逆民」身分

「逆民」指向「叛逆不順的百姓」，中國歷代政治上有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的思維，「天」就是執政掌權者。天國子民的真身分，本質便是離開「世俗之城」而不斷向「上主之城」朝聖的天路客。
天國子民擁抱「國度倫理」，自然拒絕把任何政權絕對化，任何一位效忠基督的門徒難以「愛國愛黨先於愛耶穌」，兩者難以共存。天國子民有時因應處境，要不情願地扮演「逆民」角色。

先知耶利米一生正好表述「逆民」身分，他經歷國破家亡，被擄到埃及，最後客死他鄉。耶利米一生忠於上主，宣告信息「報禍」（denunciation） 不「報福」（annunciation），被視為叛國，長期受國民與宗教領袖排斥。「耶利米先知被描繪為一個反對派先知，說話攻擊國家，而不是像其它宗教專業人士──樣維護國家。在這裡，他攻擊的對象是聖殿 - 國家宗教的象徵和化身。他的反對姿態總是使他所對抗的所有人都質疑他。」（何傑著《國殤情懷•先知風範》，147頁。）

對耶利米而言，因為與政權對決而帶來撕裂，甚至與「建制神學」對決，不是先知本人最關注，他只著緊是否宣講真理。耶利米義無反顧要反對虛有其表的「愛國神學」（即現今「神學中國化」），他要宣講整全真理，先和信息有時使人折服，有時也會被人厭棄。

當掌權者背信棄義，言而無信，不肯面對公眾，也不聆聽民眾的聲音，只會帶來民怨沸騰，引發更多暴力事件。年輕一代看不見議會能反映真民意，掌權者「有權用到盡」，於是政治或制度暴力引發街頭抗爭的暴力。經歷了旺角騷亂後的香港社會，大多市民與信徒不贊同採用勇武的抗爭手段；然而有哪些「公民抗命式行動」可行，乃是社會與教會中人要思考與探討的。
天國子民選擇作「逆民」，並非故意與政權對著幹，乃為形勢所逼，站在無權無勢的一方，聆聽他們，維護他們。倘若基督徒不作這些弱者的保護，弱者極有可能屈服於暴力的必然性，訴諸暴力；因此天國子民要防止暴力，就要成為受害者的同行者與維護者。

「流民」身分

中國歷史，自古天災不斷、苛吏暴政，戰亂流離，因此「流民」不斷。「流民」可以是移民，也可以是難民，視乎「流民」的經濟實力。
「九七危機」前，香港曾經歷數次大規模的「移民潮」，其中基督徒移民比例高於整體社會。那段日子，香港教會內部就教牧與長執「留港」或「溜港」有熱烈的討論。

從聖經看，由舊約至新約，神的子民於不同時代，因應政治、宗教、經濟與自然災害而要流放於家園以外。「客旅」與「寄居者」正是天國子民的身分，我們也是侯士庭（James Houston） 形容的《喜樂流放者》（Joyful Exiles）。
當教牧或長執一邊公開教導信徒要為主受苦，另一邊則默不作聲地溜走異域，這是丟人現眼的失德表現。選擇「留港」的，不是站於道德高地；選擇「溜港」的，也不是使命的逃兵。「流民」要「離開熟悉的傳統環境，進入危險之地，最後要發出先知諍言，來評論我們的文化常態和機構姿態。」（《喜樂流放者》，2頁）。

離開故國的「流民」，無論是知識分子或是庶民，猶如劉再復論述 :「國家可以放逐作家，作家也可以放逐國家。作家不再把國家視為偶像，而是視為靜觀對象。作家既不是被國家放逐的歷史受難者的角色，也不是躲進小樓的心靈避難者的角色，而是恢復作家本來應有的精神，自由地、冷靜地觀照一切，包括觀照國家。」（《放逐諸神》，284頁。）

天國「流民」拒絕把「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視為指導思想，也不臣服於「天朝主義」（陳冠中語），他/她辨識個人「在世而不屬世」，常活於「兩個國度」的張力之中，於身處境域中宣講與見證「上主國度的臨在」。
天國「流民」並非無奈寄居異鄉，想念有日能回流故土，或靜待政權更替帶來轉機，他/她能抽離地以「局外人」觀點對照實況，把多元文化放進公共領域，從而擴張與更新天國子民對未來的想像。

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