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歷史，再看現今教會界的醜聞，如新加坡康希牧師挪用教會款項等，或若干堂會因為在位領袖（教牧或長執）弄權而帶來堂會的虧損。
本質上，權力是中性的，有善也有惡，有創造的能力，也有毀壞的力量。一切權力皆源自神，教會領袖並非權力的擁有者，只是受託於特定堂會內行使受從上而來（宗派）或從下而來（會眾）賦予的權力。
權來自何方？
權力與領導力並非同一事物，權力可理解為某種影響別人行動的能力，成功的領導就是跟隨者樂意把本身的權力或「決策權」交予領袖，於是領袖被賦予信任來行使權力。
一般而言，權力有來自領袖的個人特質，如魅力、知識、品格或靈命等，也有來自其職分，如堂主任、長老、執事等。基本上，權力的運用如同「交易」，而「領導權」乃來自追隨者信任而賦權。牧師職分的確立，賦予了他／她於堂會禮儀行使「主禮」的權力。當教牧不計較個人得失，盡心竭力服侍有需要的會眾，於是這些被牧養的會眾樂意信任與追隨，牧者在這些會眾中就享有其辛勞服侍而來的權力。
位高權不重？
作為主任牧師，無論個人喜歡與否，同工或會眾通常期望他/她能恰當而合宜地運用所賦予的權力。有些堂主任對「用權」存有戒心，甚至認為「棄權」更為屬靈，誰知後果是同工與會眾感到無所適從，不知是誰可以「說了算」？
保羅•雷蒙比斯利─默里（Paul Beasley-Murray, 新約學者，1944-） 看教會領導之道不在於權力如何運用，乃在於「信任的關係之內」行使權力。行使權力的教牧，毋須扮作 CEO或獨裁者，乃是按其領受的召命，在分配的職分上，行使耶穌交付的權力。
有權者問責？
教牧倘若缺少了會眾的信任，其權力的運用很可能是「有名無實」；另一方面，教牧倘若得著會眾的充分信任，卻沒有獨立而有實權的機制，則容易產生「濫權」現象。華人教會領袖要有足夠的發展空間，可以得著賦權；同樣要有合適的機制，防止濫權，兩方面的平衡，是教會必須具備的。
歐美教會討論「濫權」課題，較多是在「性侵犯」層面，保羅•雷蒙比斯利─默里於1995年曾就「濫權」課題於英國教會進行調查，其報告的結論：「濫權是現今教會的嚴重問題！」「加拿大福音團契」（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Canada） 於1996年針對堂會工作者（包括教牧在內） 發出指引文件，預防濫權，帶來性侵犯或其他不適當的行為。當牧者濫權時，就會有意或無意地向異性或同性作出侵犯或不恰當的行為。亞洲教牧如趙鏞基牧師（韓國）、康希牧師（新加坡）、陳公亮牧師（台灣）等把堂會公款當作私產，可按個人心意來調配處理，就是令人遺憾的實例。
心理治療師 Len Sperry指出，若干教會領袖出現「性格障礙」（personality disorder），如自戀、偏執、強迫、消極攻擊等，再配合堂會的固有結構與文化，就容易造成「職事的損害」（ministry impairment），對其牧養的群體帶來困擾與傷害。有些個案反映，越是價值保守的信仰群體，這些群體甚為重視聖潔的生活，強調與世俗對立的價值，容易產生縱容領袖濫權的機會。一些追求靈恩的堂會，由於堂會文化不看重機制與章程，領袖就以其個人魅力等同「恩膏」，不受任何約制，又不向任何領導層負責，於是濫權的可能性就大增。
避免領袖濫權，堂會或機構領導層需要建立一套客觀的組織運作、章程或受薪同工的合約等，防止權力被濫用的可能。人是高於制度的，但任何人宣稱不受制度章程的約制，任意而行，則遲早會導致「濫權」。香港也有若干機構，機構的受薪總幹事竟同時為董事會的主席，集權力於一身，這些機構遲早會出問題，因為董事會的作用，就是有效防止任何領袖會有濫權的危險，而董事會一旦淪為橡皮圖章，就失掉了其重要功能之一。
結語
當領袖擁有權力越大，試探越大，合適的監管就是防止濫權的機制。領袖要有自省，身旁有可信任、可進言的同工，合情合理合序地運用權力，來成就國度使命！
（本文得允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