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基督徒的行動與信念雜誌
思想文化/社會評論/弱勢關懷/文學藝術


【曠野208期】2017年4月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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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年出刊
本期目錄:

請留一條路給我們的子女走──再思小英政府五大改革的策略與目的

打開天窗

居家照護(1)——生病了,為什麼吃不下?

向左走?向右走?抑或向前走?!──基督徒公共參與之我思

太平輪,繼續前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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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野論壇向左走?向右走?抑或向前走?!
──基督徒公共參與之我思

◆林淑芬

讓每個人言說他所思考的真理,至於真理本身,就交給上帝吧!

——德•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在政治中,愛是陌生人,當愛侵入了政治,除了偽善,什麼也無法達到。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太陽花學運時屆三年,台灣公民運動百花齊放,基督徒對公共議題的關注與參與度大幅提升,尤其國語教派在這方面的改變更加明顯。觀諸近年來基督徒對於公共議題的參與似乎有「張飛打岳飛」的態勢,右派高舉上帝的主權、罪人悔改,左派祭出關懷弱勢、同理弱者,這些教會內不同宗派,乃至同一宗派不同看法之間,劍拔弩張的對立,較諸台灣社會的對立,有過之而無不及。台灣社會的平安無處可託,無論是右派所盼望之基督的榮耀,抑或是左派所召喚之基督的憐憫,在公共領域的亮光中,只有益發凸顯其無力感。

世俗公共領域的信仰:人的有限性和獨特性

在黑暗的時代,我們需要光,而光明與其說來自於上帝的召喚,或是理論、觀念,不如說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螢螢微光,是的,即使凡夫俗子,也有螢螢微光。公共領域是由眾多凡夫俗子所構成,誰都可以談論自己所思考的真理,誰都無法代表上帝言說絕對的真理,這不是把真理相對化,而是自承自己的有限性,向未知的未來開放。雖然「他者」概念經常為當代文化論述所引用,也經常出現在基督徒的公共論域中,然而,對於他者的強調,似乎並沒有帶來真正的多元與公共性,因為當我們界定「他者是誰」,為他者伸張正義時,事實上也就意味著一種排除,排除所有的「非他者」。於是,弔詭的事發生了,越是強調他者,越是拉高對抗,而非促進對話。問題在於,在共同體中,「他者」是「非他者」的他者,同樣地,「非他者」也是「他者」的他者,共同體所追求的是福祉,而非形式化的正義或平等。

共同體的福祉開啟了對話的空間,公共事務乃是向著未來的可能性開放,共同體中的公民都有參與的權利,因為他們既是世界的一份子,便擁有理解世界、言說真理的能力。這背後隱含著對人之有限性與獨特性的信仰,因為人是有限的,所知所思有限,所以需要透過公共領域來理解世界的全貌;因為每個個別的人都是獨特而不可取代的,因此,公共領域是異質的、多元的、論述的領域,我們在公共領域中表述自己的意見,也在公共領域中傾聽他人的意見,藉以形成共識,協同行動,增進共同體的福祉。簡言之,公共領域強調「多」而非「一」,強調多數人的協同行動,而非少數專家的決斷。

是穿心?還是搭橋?

然則,基督徒在參與公共議題時,是否意識到自己的有限性呢?是否承認我們只是「蒙恩的罪人」,不是完全的義人或上帝呢?當我們言必稱上帝,動輒以罪人來指稱他人時,已經將我們的鄰人驅出我群之外,忘了自己其實也是罪人,甚至是罪人中的罪魁,這些我們眼中的「罪人」,絕大多數不是基督徒,有的甚至從來不曾接觸過教會,當他們聽到「上帝主權」、「悔改」、「罪人」會做何想?這會成為福音的助力還是阻力?另一方面,當我們願意敞開胸懷、接納少數受苦者時,我們是否也願意承認,即使是販夫走卒、鄙夫愚婦,也有理解世界、談論真理的方式?我們是否願意彎腰低頭、謙卑聆聽他們的想法,在同理的對話中彼此修正?抑或是端出菁英論述,對其信念或指責或蔑視或嘲弄,以利刃劃開兩邊,乃至於錯失在同樣受傷的兩造之間搭橋的可能性?

公共神學家斯塔克豪斯(Max Stackhouse, 1935~)指出,神學必然涉及多重公共性,如宗教的公共、政治的公共、學術的公共和經濟的公共。所謂的「公共性」意指,神學必須面對不同的觀點,而不論是宗教、政治、學術或是經濟,所涉及者已非素樸的接納、不定罪,或訴求以信仰改變個人的行為,而是身處共同體中的我們,要迎向什麼樣的未來,而這個「新」未來、「新」神學不是神學家的苦心孤詣,而是共同體的決定、基督徒群體的視域融合。共同體不是想像出來的,是在不斷言說、正反論述中逐漸形成的。

當代政治理論家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主張,在公共領域中,以說服來取代論辯,政治的說服不是駁斥、互嗆,而是邀請、分享,它所訴諸的是共通感,一種我們共同享有世界的感受,它摒棄敵我分明的對立,認為共同體福祉的基本要件乃是友誼(friendship)︰「人文精神的特色不在於手足之情,而在於友誼;友誼並不是親近的私人關係,而是在討論公共事務時所應有的要求,也是對待這個世界時應有的態度。」在以色列建國之初,鄂蘭便已預見以巴衝突的現況,她直言不諱地指出猶太復國主義的原罪:「既憤世嫉俗,又深切地相信非猶太人全都反猶,世人萬物全都跟猶太人作對,認為可以利用敵人來拯救自己……它對抗的不是猶太人的敵人,而是可能的友人和現在的鄰居。」

公共領域不是敵我分明的零和賽局,而是理解、傾聽的友誼交流。帶著宗教超越的視野,基督徒公共參與的著力點在此。然而,衡諸現況,面對充滿對立、撕裂的台灣社會,我們是化敵為友了呢?還是化友為敵了呢?我們是帶來了平安?還是奪去了平安?

鄰人是誰?

在台灣民主運動中,1990~1998年的「 二二八平安運動」或可作為化敵為友的參考。有別於「二二八平反運動」披荊斬棘的政治抗爭路線,「二二八平安運動」所訴求的是「為台灣求平安」,柔性、關懷的宗教基調切合台灣社會對平安的盼望,甚至使當時的軍事領袖郝柏村也不請自來,儘管當時「二二八平安運動」主其事者一方面須面對同志的猜疑貶抑,一方面須面對當局的疑慮監控(畢竟當時政治氛圍與今日大相逕庭),惟採柔性關懷訴求,激發出共通感,凝聚對未來福祉的想像,抗拒、對立的力道隨之轉弱,在「二二八平安禮拜」後,真相、道歉、賠償、建碑及文教等工作逐漸開展,其間雖不乏以「補償」暫代「賠償」等時宜做法,但最終推進了歷史的進程。

不論對手如何可惡,權力如何頑強,要進行改變或改革,舞動長鞭、無視與對手共存的事實、其他異議者的意見,只會「造就」更多受傷的心。「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當共同體中有人傷痕累累,整個共同體就受傷,未來要如何繼續走下去?上帝的榮耀或憐憫又要如何彰顯?

好牧人願意為羊捨命,投身公共領域的基督徒們,或許,這個時代要求我們捨的,不是命,是我執。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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