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林宗義博士是在1990年11月中的一個晚上，那時也是〈二二八平安禮拜〉的籌備末期，聽翁修恭牧師說林博士返台，當時正在濟南教會，我趕過去想邀請林博士出席12月8日的〈二二八平安禮拜〉，可惜他行程已定，無法如願，我甚是悵然。
再見林博士也是在濟南教會翁牧師家，那時是1991年2月24日，他來參加已增長到二十餘人的〈二二八家屬團契〉第四次聚會，他很高興有這麼多二二八家屬願意出面自我認同，也彼此關懷。
三見林博士是他在同年2月28日當天面見李登輝總統，李總統要求他帶五位家屬來一起會面，於是在3月2日那天由台灣第一個以二二八家屬為主體的〈二二八家屬團契〉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5人作二二八家屬代表，有李月美（二二八受難者李瑞漢律師之女）等人自濟南教會隨林博士一路步行至總統府晉見李總統，並當面提出五項要求：真相公布、道歉賠歉、建碑建館、立紀念日及設基金會推動相關文化教育等，皆獲得李總統當面首肯。其餘二十位二二八家屬則在濟南教會等候林博士一行人面見李總統回來，得知結果，大家都很欣慰而高興。
再隔三天的3月5日，林博士要搭機返回溫哥華寓所，許多家屬都熱情地到機場送機，林博士看到大家有志一同、士氣很高，覺得事有可為，便留下成立組織的交代，然後才出關。
3月17日林博士再度返台，以召集人身分假濟南教會召開籌組〈二二八關懷聯合會〉的預備會議，當場任命我擔任〈二二八關懷聯合會〉籌備會的執行長。至此，我與林博士算是開始了一段極其特殊的如師如父之恩情（那時，林博士年70，我37）。
受命籌組〈二二八關懷聯合會〉，除了我，還有二二八家屬高李麗珍、李月美、徐世雄和潘信行，當然，翁修恭牧師的隨時協助是缺不了的，但是籌組一個新運動型的非營利組織，沒有錢，沒有辦公處所，這個組織還只是停留在腦海中的空想，隨風搖曳而已。
1991年3月底，在林博士返加的一個晚上，翁牧師和我及四、五位家屬聚在高師母家中，商討如何進行籌組工作，你看我，我看你，正在一籌莫展時，我就先發難提議來邀請一百位發起人，每人出一萬元作為籌備基金，而就在大家似同意未同意之時，我毫不猶豫地從口袋裡拿出一萬元，放在客廳桌上，說這是我作第一個發起人的一萬元，高師母也趕忙回房間取出一萬元，其他人身上有錢的也就都拿一萬元出來，事就這麼定了。
至於辦公室的問題，由於我剛以〈曠野雜誌社〉名義在2月23日幫〈耕莘文教院〉院長王敬弘神父辦過〈二二八和平彌撒〉，王神父看我們正為飄泊街頭、無處落腳發愁，便將他在耕莘七樓的〈光啟出版社〉社長辦公室挪出三分之二的空間，讓我們擺進三張小辦公桌，登記〈二二八關懷雜誌社〉，申請了一支電話，開個郵局戶頭，算是有了聯絡的地方。
由於我有過辦雜誌的經驗，知道申請雜誌社最快兩個星期就可以拿到核准登記證，比登記社團法人至少花上半年的程序要快得多，於是就拿自己銀行的三十萬存款證明，到〈台北市新聞處〉去登記〈二二八關懷雜誌社〉（後來〈二二八關懷聯合會〉並沒有完成立案程序，這個〈二二八關懷雜誌社〉便成為運作整個〈二二八平安運動〉之唯一合法登記的機構）。
由於當時「出版法」規定，所有雜誌登記申請書上的發行宗旨都必須是「闡揚基本國策，激勵民心士氣」（這也是當時〈警備總部〉屢屢以「違反發行宗旨」的名義，查禁所有黨外雜誌的法源依據），但我故意避開，免得將來哪篇文章內容被有關單位有意見而遭查禁，所以寫的是「傳揚二二八家屬的心聲，關懷二二八受難家屬」，〈新聞處〉的經辦人原本不願收件，我就和他爭辯：「關懷二二八受難家屬不是基本國策嗎？去年12月8日郝柏村參加〈二二八平安禮拜〉是為何而來的？」〈新聞處〉的經辦人爭辯不過我，就勉強收件，但留了一句話：「我可以幫你收件，但核不核准要看上面（行政院新聞局）的意思。」果然，這份雜誌的核准文號在邵玉銘（時任新聞局局長）桌上，多躺了一個星期。
（未完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