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一個意識形態治國的政黨，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均與其背後的意識形態前提有關，而且，任何與其意識形態有所分歧的，都視為與之敵對，特別是那些有組織型態的，如宗教團體，其思想作用均帶有意識形態鬥爭的意義在內。因此，有必要認清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對中國社會主義的安全是構成威脅的，即是要認真予以對待。
不論是〈宗教事務條例〉的頒布管理細節，或高呼「基督教中國化」的〈推進我國基督教中國化工作五年規劃綱要〉，實受到其背後的意識形態所主導，這兩項的思想性主導為：「宗教滲透論」與「宗教外交論」，分別由武漢大學哲學系段德智和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徐以驊提出來的。
中共認為宗教是國家安全的一項重大課題
從《新中國宗教工作史》(2012)，《境外宗教滲透與蘇東劇變研究》(2015)到《境外宗教滲透論》(2016)。這三部書是武漢大學哲學系段德智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項目「境外宗教滲透與我國意識形態安全戰略研究」成果。所有的研究目的有三方面：防範和抵制境外宗教滲透、維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反對民族分裂主義。
2016年2月在《科學與無神論》(第100期)中，段德智在發表了〈我們是如何思考和寫作《境外宗教滲透與蘇東劇變研究》〉的專文中提到：
我們突出地強調了境外宗教滲透與蘇東劇變的內在關聯，強調並論證「美梵神聖同盟及其對蘇東國家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為「蘇東劇變中的一個中心事件」。
這是一個關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存廢的基本問題。
宗教是國家安全的一項重大課題，一是宗教是有組識的，二是它們的意識形態是具競爭性，三是它們往往具有跨國的關係性作為聯繫。這三個因素都是構成了中共要緊針對境外或跨國的宗教，如基督教與伊斯蘭，前者構成了西方國家藉口干預中共統治的理由，後者則是與國際恐怖主義有關。
段德智是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該校是中國高校研究馬列主義的重鎮之一，其黨性和意識形態的堅定態度都比復旦大學或中山大學強，段德智從研究馬列主義思想起家，往前追溯即是追到馬克思之前的資產階級哲學家，特別是萊布尼茲的研究，段在中國是屬於重量級的專家級別的。近十年，他又成了研究天主教大哲學家神學家多瑪斯阿奎那的專家，多瑪斯兩大部頭的神學著作《神學大全》和《駁異教徒大全》是由他帶領的團隊主持翻譯並出版的。
中國宗教「走出去」
至於徐以驊，他早期留美並在普林斯頓大學宗教系取得博士學位，主要研究中國基督教的歷史，尤其他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研究方面的專家，中國基督教史學界視其為此一領域的專家。由於在美國留過學，具有外語能力，經常以中美關係研究專家的身分代表官方發言，主要對外宣傳中國宗教事務的情況，尤其是以學者的身分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應付歐美國家對中國宗教所發出的疑問。
徐以驊的身分是上海高校智庫復旦大學宗教與中國國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他的「宗教外交論」或中國宗教「走出去」的主要論點在下列幾本書上，包括《宗教與中國對外戰略》、《中國宗教走出去戰略論集》、《宗教與當代國際關係》、《宗教與中國國家安全研究》。
段德智是以對內壓制宗教與境外的聯繫為主張，徐以驊則從外交的角度來解釋中國的宗教發展與國家安全的問題，提出所謂「走出去」的主動出擊式的外交交涉或反攻為旨。徐以驊認為中國宗教的政策與國家安全有關，其中涉及到認同與利益兩方面的：
宗教是國際關係中跨國群體認同或身份建構的最主要方式之一；其次，宗教作為軟硬兼具的勢力，以跨國觀念和組織的形式衝擊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最後，宗教是可被國際體制內各種行為體利用的合法性來源之一。(p.66)
說得簡單一點即是，跨國性宗教是會制造國家認同混淆，對愛國主義的行為不利，並且，國際較力中宗教經常成了談判或批評的正當性理由，以作為合法去干預他國的內政，如宗教自由人權問題成了向中國施壓的藉口。
宗教問題事關領土完整和祖國統一大業
徐重申，宗教問題事關領土完整和祖國統一大業，由於宗教會導致分裂主義勢力的抬頭，也必然危及到國家政權的安全和利益。由於宗教問題與中國大國的形象有關，所以必須從國際關係方面著手來打造國家形象和鞏固國際地位，如何使中國宗教「走出去」是作為中國外交或國際關係中一種戰略，其方法即是通過國家(合法宗教)而非民間(非法，地下)的方式與跨國宗教團體和組織的交流與往來。中國宗教「走出去」即是把中國宗教推向世界，一方面向國際社會展示依中國國情下仍存在著宗教自由的，而且這樣在中國政府治理下的宗教有其自身的特色，並且通過了這些宗教來展現中國的外交勢力——「信仰中國」。
徐以驊從五個方面來談中國宗教外交與國家安全，要中國政府以統戰的外交戰略來實現中國的實力：
宗教虛擬化傳播——涉及到知訊的傳播與控制
宗教恐怖主義——涉及宗教的政治動員
國際宗教非政府組織——隱性的社會不安全力量
基督教傳教運動——社會化與處境化
兩岸關係——防止兩岸宗教交流中的分化勢力
換言之，統戰擴大到外交層級，宗教可以作為國際外交統戰的一種載體。中國是一個宗教資源豐富的大國，宗教可以作為中國外交的軟實力，輸出中國政策和實踐下的中國宗教，教會學界和政府三界可以構成中國宗教公共外交的主體，形成宗教界躬行踐履、學術界建言獻策、政界統籌協調的基本分工，以體現中國大國外交的實力。這即是「中國宗教走出去」的主張。
（作者現為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