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每個學生清楚地接受教導，真誠地接受壓力，以便好好思考自己生命和學習的主要目的，就是認識神和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如約翰福音十七章3節所記載。此外，還要以耶穌為根基，作為一切扎實的知識和學問惟一的基礎。 ──哈佛大學1643年創校時的使命宣言。
有些人特別容易開展腦力，但猶如布倫（Allan Bloom）貼切的描述，現代人整體腦力「關閉」的狀況，已有難以置信的發展。然而毋庸置疑地，我們的腦力在生命中占有關鍵的角色，特別是跟隨基督的門徒。耶穌清楚地表示，要在生命中和基督同住，我們的腦力和心智是基本的要素。論到人對神的奉獻委身，耶穌總結道：除了要盡心、盡性、盡力，還要盡「意」（mind）。耶穌希望我們清楚明白，思索委身於神的全面性時，我們不能忽視心智的層面。 但正如布萊默（Harry Blamires）提醒我們的：「如今不再有基督教的思考了。」我們有基督教倫理、基督教實踐、基督教靈修學，但沒有基督教的思考。布萊默說：「身為有思考能力的生物，當代基督徒已向世俗化屈服。」樂馬可（Mark A.Noll）也淡淡地指出，福音派在思想方面最令人反感的，就是沒有多少思考。更糟的是，甚至還有一種反智的成見。霍夫斯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寫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書曾榮獲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書中指出「福音派精神」正是美國反智主義的主要源頭。霍夫斯達特表示，許多基督徒認為，謙卑的無知遠勝過精心培養的思考能力，是一種崇高的特質。
精心培養的思考能力
然而精心培養的思考能力，正是我們今天所亟需的。斯托得（John Stott）提到：「我們可能談到要為基督『征服』世界，但這是指怎樣的『征服』？絕不是靠武力取勝，而是一場觀念之戰。」這正是使徒保羅所關心的問題，他提醒哥林多教會說：「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著血氣爭戰。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哥林多後書十章3-5節） 在基督教歷史上，思考的貶抑是近年來的發展。基督徒長久以來一直對於理性的角色和地位深感困擾，但思考能力的重要性是毫無疑問的。早期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雖然極少運用哲學，但只要任何反理智主義推崇未經開發的理智，他均嗤之以鼻。
縱觀整個基督教歷史，知識一直因為在靈命發展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而受到高度肯定。運用基礎閱讀和經文默想所領受的知識，可以帶來反省及沉思。勒克萊（Jean Leclercq）曾說：「西方修院文化的兩個固定元素，就是研究經書和專一追求神。」人文學科教育的基礎，可以回溯至中世紀所發展出的修院教育，其中包括聖經的閱讀，以及透過七項文科教育——包括文法、修辭、邏輯、算術、幾何、天文和音樂學習世俗的知識。 樂馬可直言：「若福音派人士不認真地看待整個理智的範疇，結果就是：讓當今大學的慣例成規和麥迪遜大道（Madison Avenue）的假設來塑造我們的思考，而非讓神和神僕來影響我們。」即便我們沒有喪失思考能力，也勢必失去世人的心。這正是當今的雙重威脅：假使沒有基督徒思考能力，我們很可能被各式各樣引人注意的觀點俘虜，也可能無法讓基督徒的聲音超越喧囂之上。我們若不開始思想，就會成為輸家。
喪失的藝術：思考
在《書籍與文化》（Books and Culture）的一篇訪談中，湯姆．莫里斯（Tom Morris）提到他和一位女士的談話，這位女士代表當地的商業局，邀請他以決策的倫理為題，對一群年輕領袖演講。這位女士發出邀請時說： 當我十八歲讀大學時，大家常常熬夜談論一些重要的東西，包括神、生死、善惡、意義、愛。現在我們和朋友相聚時，所談論的就只是孩子們的生活、賣場有甚麼特惠活動、本週有哪些足球賽事。你是否願意對我們的團體演講，幫助我們重新開始談論這些重大議題？
這位女士感覺到，她需要注重心智與思考，她的觀感很有道理。我們很需要重新談論這些重大議題，但這個呼籲牽涉得還要更深一些：我們需要用信仰的角度來思考這些重大議題。所謂的基督徒思考，就是分辨膚淺的資訊與深邃的智慧之間的差異。 然而，這正是我們往往不想探究的東西。我們屈從於一種事事分割的生活態度，與注重整個生命的完整世界觀相反。事事分割的心態把生活切割成各種不同的類別，如工作、家庭、電影頻道、安靜時間、網路通訊等，彼此之間毫無整合。我們對其中一個方面的想法，絕對不會影響另一方面的想法。因此，一個基督徒有可能從來不根據基督教世界觀來反省科技議題，甚至可能從來沒有想過要這樣反省。於是，很少人根據聖經，嚴肅地以人性的本質和生命的神聖性，來思索生物科技倫理方面的問題。反之，我們讓CNN新聞頻道告訴我們，科技的突破對於生命品質將帶來甚麼影響；我們驚嘆科技的進展，然後便私下揣想自己是否有錢來使用這些程序。科學的世界和信仰的世界徹底脫節，而科學界人士也樂見這樣的發展。高盧德（Stephen Jay Gould）寫道：
沒有哪個科學理論…可以對宗教造成威脅，因為這兩者是人類理解力的兩大工具…在完全不同的領域運作：科學是針對自然世界的事實狀態進行探索，宗教則是針對屬靈意義和倫理價值進行追尋。 但這種觀念正是基督教思考所對抗的東西，而且是必須對抗的。科學和其他的知識領域並非與屬靈信仰截然分割的。
樂馬可則提出一種願景，希望以更新的思考方式達到全面的整合： 我所謂的福音派「思考式生活」，就是努力以基督徒的身分來思考，在基督信仰的特殊架構中思考，包含當代所有學問的光譜，如經濟學、政治學、文學批評、文藝創作、歷史探索、哲學研究、語言學、科學史、社會理論、藝術。
這樣的思考曾經存在於基督教歷史中嗎？是的，有許多具體實例，並且總帶來重大意義。哲學家兼神學家愛德華滋（Jonanthan Edwards）受教於耶魯（Yale）大學，並曾任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第三任校長，他稱得上是美國最偉大的知識分子，除了驚人的神學天才之外，他亦鑽研倫理學、心理學、形上學。愛德華滋曾論道，所有知識分子的基本目標就是努力促使「我們的想法和神的想法達到一致」。這個單純的前提點燃他一生的思考發展，許多人也認為這個心靈就是第一次屬靈大復興背後的動力。 除了進行各種領域的思考，我們也必須有能力思考信仰和其意義的關係。基督徒和世界對話時，針對信仰的最深刻問題就是：「那又如何？」這個簡單的問題直搗核心，不僅攸關基督信仰角度的思考，也涉及基督信仰的傳遞溝通。耶穌從死裡復活，那又如何呢？聖經是真實的，那又如何呢？你可以和神建立直接的關係，那又如何呢？根據歐登的觀察，基督徒深信耶穌復活的真實性，卻往往不明白其意義何在。基督徒的內心必須了解復活的意義，才能將之告訴世人。假如我們無法做到，在最關鍵的談話當中，我們將失去自己的定位，而這些話題其實是最具重要性的話題。
這種思考就是基督徒世界觀的基本特質。我們常常使用「世界觀」這個詞彙，卻很少給它下定義。世界觀是一種透鏡，我們透過這個透鏡觀看世界，也思索世上的事。使徒保羅告訴以弗所信徒要用「心中的眼睛」（以弗所書一章18節）看世界，這正是世界觀的意義，因為信心就是它的基礎。瓦爾許（Brian J. Walsh）和密德頓（J. Richard Middleton）建議說，想知道我們的世界觀建立在甚麼樣的信仰委身上，可以思考以下四個問題的答案：一、我是誰？人類的本質和意義何在？二、我在哪裡？我所居住的宇宙本質是甚麼？三、哪裡出了問題？攔阻我達到滿足的基本問題或障礙是甚麼？四、解決之道是甚麼？如何找到救贖？世界觀不但能為世界下定義，也試圖為世界應有的面貌提供一個異象。若是沒有這個異象，我們很難為別人劃定一個依循的軌道。◆（作者曾任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長，本文摘自《迎戰關鍵年代》，雅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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