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已經過去二十年了。那一年出生的孩子，即將大學畢業；那一年之後出生的孩子，大都從來沒有聽說過「六四」，根本不相信摩肩接踵的北京街頭發生過開槍殺人的慘劇。在那個鮮血汩汩流淌的晚上，誰也沒有想到，二十年之後的中國大陸，「六四」仍然是一個禁忌，依然是一道黑幕。「天安門母親」不能公開悼念死去的親人，傷殘者繼續受到粗暴的監視和騷擾，還有若干所謂的「六四」暴徒被關押在條件惡劣的監獄之中。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官員出面道歉，沒有任何一個開槍的士兵現身說出親身經歷。真相調查、罪責審判和國家賠償更是遙遙無期。生活在真理日漸曖昧不明的「後六四」的中國，我們的眼中何為善，何為正？
二十年前，我還是一名十六歲的少年，在四川成都的一個小縣城裡，每天晚上在收音機前淚流滿面地收聽BBC和VOA的電波裡北京開槍殺人的消息，然後在日記中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對鄧小平和李鵬的咒罵；十二年前，鄧小平去世的時候，我在北大的一位老師家中看到他掛出了一張鄧小平的遺像，他說鄧小平恢復高考改變了他的一生，與此同時，他卻忘記了主導「六四」屠殺的也是同一個鄧小平；六年前，我在美國紐約領取「萬人傑」文化新聞獎並發表紀念「六四」的演講，回國之後，在丁子霖老師家放映頒獎會的錄影帶，看到一半的時候，劉曉波與我一起抱頭痛哭，這是我與曉波多年的交往中，他哭得最傷心的一次；五年前，我在美國芝加哥參加楊逢時女士主持的「六四」音樂會並發表演講，「六四」逐漸從數萬名領取「六四血卡」（註）的中國移民的生活中淡出，但柔弱而堅韌的基督徒音樂家楊逢時，卻將一年一度的「六四」音樂會堅持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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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成為基督徒之後，在聖經中發現了「贖愆祭」的觀念，在這一觀念之下，我找到了紀念「六四」的最好的方式。北京錫安教會的金明日牧師是在「六四」之後信主的，當時他是北大的一名學生。作為舊約神學的專家，金牧師認為，作為舊約中規定的獻祭之一，贖愆祭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包含了「補贖」的意義。贖罪祭是指人在得罪神之後如何消除罪孽，上帝如何寬恕已經懺悔的人；而贖愆祭還涉及人與人之間如何修復彼此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的恢復（當然也包括國家、政府、政黨與個人的關係的恢復），需要加害一方對受害一方作出一定的補償，這種賠償應當多於受害一方的損失。如果沒有這種賠償，就不能大而化之地說「向前看」、「彼此包容」。最近有一部韓國電影《迷羊》討論到此問題的時候，受害人追問說：「為什麼我還沒有原諒加害者，上帝便先寬恕了他？」受害人有權作出這樣的追問。因此，上帝專門設置了贖愆祭，贖愆祭中獻祭的物品，需要依據它的貨幣價值予以估價，動物與它的貨幣價值之間有一個對價的關係。
「贖愆祭」在舊約中先後出現三十一次：《利未記》中出現二十三次、《民數記》中出現兩次、《列王記》中出現一次、《箴言》中出現一次、《以西結書》中出現三次。其中，第一次出現是《利未記》之五章六節：「並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贖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隻羊羔，或是一隻山羊牽到耶和華面前為贖罪祭。至於他的罪，祭司要為他贖了。」贖愆祭所強調的是愛與公義的平衡：只有愛沒有公義，無法彌補受害一方所承受的苦難；而只有公義沒有愛，亦無法讓加害一方獲得心靈的解脫，從而結束「冤冤相報」的迴圈。近期所發生的關於以「和解」的智慧來解決「六四」問題的爭論，如果放在贖愆祭的觀念之下，則可迎刃而解。解決「六四」問題的大方向，當然是和解而不是報復；但和解是有原則的，絕不是和稀泥。沒有真相，便沒有和解；沒有道歉，便沒有和解；沒有賠償，便沒有和解；沒有釋放，便沒有和解——這裡所說的釋放，不僅是受害一方從苦毒中釋放出來；而且是加害一方從罪孽中釋放出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恢復，首先是人與神之間關係的恢復。釋經學家田雅各指出，贖愆祭是為著救贖我們脫離罪行。我們乃是罪行的果子，雖然因主的代贖而得救，但仍不時犯下各樣的罪行。獻贖罪祭乃指明為何人而獻，獻贖愆祭乃指明為何罪而獻。獻贖罪祭，只為了承認我是罪人；而贖愆祭則為明顯的罪認罪、獻祭。贖罪祭著重我們向神所犯的罪，贖愆祭則多注重得罪人的罪。人類靠主的恩因信稱義，也要靠主的寶血成聖。贖罪祭關係到人類在神面前的地位，贖愆祭關係到人類與神的交通。我們得罪神，在神面前認罪；我們虧欠人，就向人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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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民族走向「和解共生」的道路上，贖愆祭的不可省略的起點。聖經中，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耶利米，「你們各人當回頭離開所行的惡道，改正你們的行動作為」。悔改需要有與心思意念相稱的言語和行為。一個人（包括一個國家、民族、政府或政黨）不能只是將悔改隱藏在心中，就像鄧家人對外界曲折隱晦地表露的那樣——「老爺子」在最後的日子裡，對「六四」開槍殺人頗有悔意。僅有「悔意」是不夠的。贖愆祭乃是悔改的第一個具體步驟。那些熱衷於祭孔、祭黃帝和炎帝的官員們，為何不及早開始贖愆祭呢？如果加害一方不承認罪愆、不公佈真相、不作出賠償，甚至還要繼續壓制受害者、阻止真相的揭示、強詞奪理為當年的屠殺尋找合理性，如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大言不慚地以「珍惜這些年來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來搪塞何時平反「六四」的提問，仿佛屠殺是這二十年經濟發展的前提；那麼，加害者的罪將是何其的大！受害者的冤屈不得伸張，加害者更是深陷在罪惡之中，中南海的煙波再浩淼，也散不去那腥濃的鮮血的味道。流無辜人的血，行欺壓和強暴，能有一個持久的穩定與和諧的社會嗎？
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完成自己的贖愆祭，贖愆祭不是共產黨和殺人者的「專利」。讓我們忘卻，是官方精心策劃的龐大的宣傳教育系統所要達成的目標；而我們自己的內心，何嘗不想主動忘卻，何嘗不想選擇一種看似輕鬆的不分何為善、何為正的生活。「我們要照自己的計謀去行，各人隨自己頑梗的惡心做事。」聖經中所說的，不僅是指共產黨，也是指我們所有人。二十年來，我們身負怎樣的罪孽？丁子霖老師所說的那種「冰冷刺骨」的社會氛圍，我們都是參與製造者。那些聲稱別人可以去死、自己卻不能死的學生領袖，那些拿了「六四血卡」之後卻跑去歡迎來訪的胡錦濤的「愛國華人」，那些不將「六四」真相告訴孩子的父母和老師，那些教科書的編輯，那個否認殺人歷史的香港大學學生會主席，那個為江澤民寫傳記的金髮碧眼的花旗銀行董事??他們難道真的不知道喪鐘為誰而鳴嗎？其實，我們也在「他們」之中：少年時代，我在日記中咒罵鄧小平和李鵬，我以為我跟他們不是同類；但現在我意識到，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鄧小平，都是李鵬。這個世界上一個義人都沒有。
我們的怯懦，我們的自私，我們的冷漠，構成了二十年的霜刀雪劍。在迴避「六四」、不行公義、不好憐憫、不與神同行這些事上，海內外的華人教會和華人基督徒都有罪了。我在北美的華人教會中，經常聽到牧師和信眾為胡錦濤、溫家寶禱告。為在上掌權者禱告，這是聖經中的教導，這當然沒有錯，我們確實不應當仇恨當權者，儘管他們在做那些倒行逆施的事情；但是，我卻極少聽到有人為天安門母親禱告，為汶川母親禱告，為三鹿嬰孩的母親禱告，為冤屈者和受壓者禱告，為苦痛者和孤獨者禱告。有一次，當我提議為天安門母親禱告的時候，有人立即反對說，那是搞政治；但這些貌似敬虔的人從來不會認為，為胡錦濤和溫家寶禱告，也是政治的一部分。是的，為胡錦濤、溫家寶禱告固然是應當的，但不為無權者與哀哭者禱告則是不應當的。這種透骨的勢利與功利，不是聖經的教導；這種透骨的勢利與功利，是我們身上顯明的罪。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與那些殺人者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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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六四」，基督徒和教會何為？我們要禱告，要安慰，要醫治。我們要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由此，我想起了彼岸的「二二八」事件。一九九五年，李登輝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親臨「二二八紀念碑」的落成典禮並公開正式向受難家屬道歉。同年，政府公佈《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行政院成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受理「二二八」補償申請、核發補償金。如果將這一年當作當局全面平反「二二八」並實施贖愆祭的時刻，那麼愛和公義是在四十八年之後來臨的。在此之前，在那多麼漫長的歲月裡，難屬們只能暗夜飲泣。在侯孝賢的電影中，有一個模糊而憂傷的背影，讓人欲哭無淚。最早在臺灣發起「二二八平安禮拜」的蘇南洲弟兄回顧說，慘劇發生將近四十年之後，一九八六年黨外和長老教會才開始要求平反，一九九零年國台語教會才聯手開始出面表達關懷，「自此在朝野關懷者共同的努力推動下，才在百般艱辛中逐漸突破，最後無論真相公佈、元首道歉、建碑建館、金錢補償、設和平紀念日及恢復名譽等當初二二八受難家屬所提出的要求，也都逐一完成，十足展現出臺灣朝野在面對如此巨大政治歷史事件中的智慧與勇氣，這是古今中外沒有一個國家能在未改朝換代的情境下做到過，而足令國人驕傲的創舉。」是的，區別善惡，分辨對錯，站在善的一邊反對惡，站在對的一邊反對錯，不是政治，不是解放神學，而是每一個基督徒的異象、每一個基督徒的十字架。儘管基督徒不能「貪天功為己有」，但臺灣的基督徒在「二二八」的贖愆祭中，確實沒有缺席，有那麼多的基督徒在那彎曲悖謬的時刻將自己全然擺上。那麼，大陸的基督徒以及與大陸有著血脈聯繫的海外華人基督徒，能在「六四」的贖愆祭中缺席嗎？能理直氣壯地說「六四」與我們的信仰無關嗎？
我不是「六四」的親歷者，更不是「六四」的受害者。有一次，北京警方通宵審問我的時候，那個循循善誘的「老大哥」好奇地問我說：「過去那麼多年的事情，跟你有什麼關係呢？」我反問他一句：「你也是做父親的吧，假如你的孩子被殺死了呢？」他惱羞成怒地說：「你不要詛咒我嘛。」遙遠的紀念，是因為記憶與道德相關？是為著仇恨與憤怒？或者是敷衍與表演？雖然我的反問在那一刻奏效了，但那時我還沒有自己的孩子，那樣的反問多少有些蒼白。當我有了孩子之後，當孩子在我的臂彎中酣睡的時候，我才知道父母的心腸，我才知道如果父母被迫與孩子死別，乃是人間至大的痛楚。當年，在軍隊開槍的消息傳來之後，七十多歲的袁相忱老牧師不顧自身的安危，跑到硝煙彌漫的街上去傳福音，救人的生命，救人的靈魂，那種在槍林彈雨中來去的信心，才是基督的門徒的信心；如今，我們應當怎樣做才能榮神益人呢？為了我們的孩子，為了世間所有的父母都能與他們的孩子一起團圓與安康，我們當義不容辭地與天安門母親站在一起，來完成這遲到的贖愆祭，正如王怡弟兄在《行過死蔭的幽谷》一文中所說：「在今天的中國，我們有什麼可以勝過獨裁者呢。就是選擇與丁子霖女士及天安門母親們站在一起，『打一場母親的聖戰』。就是一場行過死蔭幽谷的聖戰，一場以愛去成全公義的聖戰，一場以善勝惡的聖戰。一場反對者在道德上更高尚、在人格上更高貴、在靈魂裡更慈愛的聖戰。當你決意站在這一場聖戰中，你就知道，共產黨人已經一敗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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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二八」到「六四」，是同樣的一段光榮荊棘路。前些日子，我收到蘇南洲弟兄發來的一封電郵：「傍晚我去參加一個紀念『二二八』受難者的家庭禮拜，邀請了十三個家庭和五個關懷者共二十七人，禮拜後，大家一起食用六十二年前，三位律師被國民黨軍隊自家中帶走，從此一去不回前吃了一半的粥，這碗粥我以前也被邀請過，那時受難者遺孀還在，去年才過世。十八年前的一九九一年一月，在我家地下室開始『二二八』家屬團契，如今他們都願意公開認同自己身世了，也願意自己站起來辦活動，我感到很欣慰。」這就是十八年如一日的禱告的力量。這樣的禱告必蒙上帝的垂聽。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樣的欣慰，未來也必定屬於你和我，如果我們從此刻便開始踐行我們的贖愆祭。二十年，不是終點，乃是起點，「你禁止聲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淚，因你所作之工，必有賞賜」。
——寫于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我一周歲的孩子光光學會自己走路的第五日)
◆(作者為中國大陸名作家)
註:「六四血卡」是對「六四綠卡」的貶稱。「六四綠卡」是老布希總統以1989年六四期間北京的學生和市民倒在中共軍隊槍口和坦克之下為基礎，所發佈的保護法案，其主要的對象是該期間在美國公費留學生、訪問學者，包括一些自費留學生和訪問人員在內，然而他們當中有大部分是中共政權的既得利益者，其中不乏高幹子女，這些人並未曾為六四民運出過力、冒過險，卻直接利用別人的鮮血去為自己獲取綠卡而被譏為吃「人血饅頭」、拿「六四血卡」，其後又紛紛成為中共的愛國華僑和貪官污吏的座上客，甚至有人為中共的六四屠殺叫好，並成為中共年薪百萬的特聘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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