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賜給人三種品質:真誠、睿智、良知。但人卻為了自己的利益,賦予自己一種特質:黨性。於是人世間有了為自己或自己所屬的不同種類的群體的權、名、利、慾而黨同伐異,甚至不斷在流血鬥爭!
很明顯,這四種特質是不可能並存的。一個人如果真誠、睿智和本於良知行事為人,他就不可能有黨性。甚麼是黨性?就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絕對服從性。所以真誠也必須建基於良知與睿智的基礎上,否則絕對的真(忠)誠再加上絕對的黨性,就極可能會對人類世界造成極大的災難!
說真話
「十年文革,一場浩劫」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文革已作出的定論。十年文革,多少知識分子為了明哲保身,怯於強權,膽小怕事,黨性大於人性,做成了長達十年,二千萬人頭落地,一億人受到傷害的中國歷史上的大悲劇。
巴金在他最後八年在世的日子(1978–1986),以年老體衰,顫抖的手,寫下了五本《隨想錄》,其中反反覆覆要說的,就是一句話:「說真話。」作為他過去在文革年代,說了無數假話,甚至助紂為虐,參與惡行,而深自懺悔的出於真誠良知的表白和呼籲!
巴金在〈再論說真話〉一文裡寫道:
那時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謊言中過日子,聽假話,說假話,起初把假話當做真理,後來逐漸認出了虛假;起初為了「改造」自己,後來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話當真話說,後來假話當假話說。十年中間我逐漸看清楚十座閻王殿的圖像,一切都是虛假!「迷魂湯」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腦子清醒,我回頭看背後的路,還能夠分辨這些年我是怎樣走過來的。我踏在腳下的是那麼多的謊言,用鮮花裝飾的謊言!
哪怕是給鋪上千萬朵鮮花,謊言也不會變成真理。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我為它卻花費了很長的時間,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巴金重讀自己當年批判胡風的文章,然後在《隨想錄》最後一篇文章〈懷念胡風〉中這樣說:
我好像挨了當頭一棒,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審判官,究竟對甚麼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五十年代我常說作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鬥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現(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噁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後人原諒我。
巴金的良知促使他向歷史、人民、後代的子孫做了一個真誠的道德的懺悔!
良知與睿智
良知是甚麼?是華人基督徒知識分子應有的那份「身無半畝,心憂天下」的自期自許;是那份尋認真理時細嚼黃連不皺眉的堅忍不拔;是那份橫眉冷對,力排眾議的自我肯定;是那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文化使命感;是那份承先啟後,綿延創造,向子孫交待的歷史意識;是那份為了自己的信仰不顧生命安危捨身取義的道德承擔!
睿智是甚麼?是那份對真理的情投意合,心同理同的興奮滿足;是那份陰霾盡去,疑惑盡除的澄明喜悅;是那份穿透表象,洞察入微,洞燭先機的慧黠靈巧;是夢與夢的相逢對話;是心靈與心靈的莫逆相契;是生活的一切情愁煩惱,到了一燈獨明,一卷在手時,那種忘懷一切,與自己良知照面正對的自知自重。是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是歷代先知本著上帝的真理,譴責君王與百姓的不公義的精神。正是非,通天地,明大道,是為睿智之體。知人論世,褒貶功罪,判別忠奸,是為睿智之用。睿智守住天地之心,如明鏡照明心靈自性,如明燈照亮人生漫漫長夜。
若埋沒良知,蒙蔽睿智,無明盲動,妄作非為,勢必覆轍重蹈,遺害人己,又豈是「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的曠達,可以償付得了的歷史懲罰與教訓!
人類已為自己的愚昧罪過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晨心清醒的君子能不心頭耿耿而拚命真誠守住良知與睿智乎?
華人基督徒知識分子除了面對當世的法律法庭,還得面對歷史、良知、上帝法庭!◆(作者為香港思考學園主席、香港性文化學會執委。本文獲准轉載自《時代論壇》第一○六四期,二○○八年一月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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